王世充一时间没有说话，他想到了在这个时代的学术环境，穿越之后他才明白，隋朝这时候还是没有科举制度的，做官完全是要靠拼爹，袭承了三国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由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推荐州县里的长史，司马，县尉之类的官员，而州刺史则是由朝廷派员担任，如此一来，由中央委派的官和代表着地方利益的吏就初步形成了分离。
象李密这样的高级世家子弟，成年之后(文帝时期二十岁男子成丁，行冠礼)往往会被选拔入宫担任宿卫，替皇家站岗放哨，比如唐国公李渊，级别比李靖稍稍高一点，身为国公，就进了专门负责皇宫守卫的左翊卫，担任了八品的宿卫官，站了十年岗之后，被外放到下州直接当了四品的刺史。
至于蒲山郡公李密，应该也是年满二十以后就要走这条路，在他正式走上仕官之路前，云游天下，结交名士，是当下不少世家子弟的流行做法。
但有些汉人世家的子弟，不象这些关陇军事贵族那样，自幼让子弟习武射猎，或者是象李密这样体质羸弱，无法骑射，所以除了入宫站岗外，他们还有另一条上升通道，就是进太学和国子监。
自从汉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也相应地设立了太学和国子监，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最早的太学设博士五人，博士弟子五十人，以讲五经明义为主，一直到了西汉末的王莽时，太学的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博士弟子高达一万多人，这些博士弟子还可以在地方官职出现空缺时入选补官，可见此时的太学已经不仅仅是个学术机构了，而成为职业官僚的预备队。
东汉一代，太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外新建了太学，历经几任皇帝，数十万民伕的不断扩建，汉末时的太学规模扩展到了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余室，所招收的太学生数目达到三万余人。
和后世的大学生们一样，太学生由年轻人构成，怀有着对社会不公，政治黑暗的天生愤慨和理想主义，东汉时期的太学生也多次聚集议论时政，甚至上街游-行，在汉末的党锢之祸里起了重要作用，也正因此，太学一度被东汉皇帝废弃。
到了三国时期，战乱不休，洛阳残破不堪，直到曹丕代汉后，才恢复了太学，当时只有博士十九人，一直到魏明帝曹睿时才恢复到了千余人的规模。依汉制实行五经策试，考试通过后可以担任一些低级文官职务，如掌固，太子舍人，郎中等。
西晋建立后，承继了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在太学制度上也相应地作了重大改变，分设国子学与太学，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国子学，通过考试者可以直接候补任官，而太学则成为普通士子们的求学场所，毕业后不包分配，如此一来，等于断了普通士人们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导致几年后，太学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五胡乱华乃至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东晋和南朝继承了晋朝的制度，继续国子学与太学分离，国子学成为官二代青训营，出来后直接进入体制内。
而北方的胡人统治者们则为了宠络汉人的世家大族，也设了太学，郡国学等，国学只限于汉人公卿大臣的子弟就读并做官，郡国学则让地方豪强和次等世族的子弟们能在州郡为吏，以便继续维护其家族的地位。
这就形成了北朝所特殊的“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的政治格局，胡人负责当兵打仗，汉人世家与地主的子弟们担任文官，而种地纳税的任务则交给普通的汉人农民。
隋朝建立以来，也效仿北朝的制度，在大兴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进国子学需要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进太学，四门小学则面向七品官员的子弟，根据其父亲的官职，毕业安排七品到九品不等的官职。
而其他低等官员及庶人子弟则还可以进律学，书学，和算学，分别学习律法，文字和算术这三门专业技能，只是不象前面的那三个官家子弟学校一样包分配。
不过，有了这个正规的毕业文凭，起码到州县里混个吏员还是不成问题的，王世充的父亲王何，当年就是打算盘打得好，在北周时混了个算学生毕业，才最后做到了下州长史。
王世充想到这里，笑了笑：“我看那李密身体文弱，是个标准的读书人，这辈子不太可能征战沙场，冲锋陷阵，他八成是没法进宫里当卫士，走标准的军功贵族的路线，以后很可能是进国子学，毕业后做文官，所以早点结交身为天下大儒的包恺，在清流士人们中间混一个好名声，这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啊。”
“这些读书人并不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国子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天下的读书人们提供一个做官的道路罢了，自从晋朝以来，国子学更是成了专门给达官贵人的子弟们保送到官场，接替他们父亲留下官职的机构，所以这些学校的博士们，也不可能只治学，不谈钱。”
“那个包恺不是穷吗？他老家在东海，来大兴都没钱在城里租房子住，我就花笔钱给他赞助他一下，让他在城外能买下一个大庄园，也花不了多少钱，最多就二三十万吧，然后供他开馆授徒，这些读书人，就是想混个名声，弟子越多，他的名声越响，不仅是当世大儒，说不定还能载入史册，名垂千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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