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正奇（阴鹞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统筹刘再升、马昭远（马鹞子）两位方面大员，先期准备摆平南平和马楚的事情。
我张圣人则必须要在东京将事情搞完之后，才能继续南下。
而眼前诸事中，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废除前朝乃至从唐末一直延续的苛政，以及更深层次赋税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还是张鉊在河东的废除苛捐杂税和丁口银的事情引起的，河东百姓得了实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实这个时代，也确实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大变动的时间节点。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两汉魏晋时期，是分为租和赋两种，租是指土地税，赋就是丁口银了，此外百姓还必须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
到了中唐和末唐，府兵制崩溃之后，玄宗就被迫搞募兵制，然后玩脱，造成了藩镇自主。
黄巢以后，唐廷彻底失去了武力基础，藩镇武力进一步蜕变，他们从募兵制，变成了武人掌管一切，直接代替国家的作用，以政权保证武力，以武力保护政权。
所以残唐五代，武人才那么能打，因为国家的一切好处都给了他们。
一时间，内部几无农民起义，外敌只能低眉顺眼当灰孙子。
但这玩意的问题很大，因为武夫根本不懂治国。
而要是把治国权力交给文官，那文官就会用各种手段剥夺武人对政权的掌控。
所以他们干脆极度鄙视文人，把国家当场帮派，当成黑社会来经营。
结果玩到后晋，就迎来了总崩溃，因为百姓们承受不住了。
他们不是逃往到山上、沼泽里成为黑户，就是已经死于各种天灾人祸。
实际上中原自朱梁末期，就一直处于总崩溃的边缘。
后晋那是被契丹打败的吗？不是！他们是被贫穷打败的。
不管是这个时空，还是历史上，后晋哪怕没多少骑兵，也可以花式吊打契丹。
但是他们没钱了，连出兵三五万，打个两三个月的钱都没有，桑维翰给石重贵捞的最后一笔钱，让后晋打的耶律德光化身骆驼战神。
可是第二次，就彻底没钱了，大军被围住两三个月，后晋朝廷别说抽调援军，连驻守邺都的军队都开始挨饿。
果然是个魔幻的时代，中原朝廷的大兵不是被塞外国家在军事上打败的，而是被塞外国家在经济上打败的。
这就是张鉊面临的问题，均田不均田倒是在其次，关键点在国家的运转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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