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到西部去任教？这个问题，恐怕你被问过多次了，不过，我还是想以这个问题开头，你喜欢西部？”
“不，不，我不喜欢，甚至可以说非常讨厌。你喜欢生活在解放前的农村吗，或者清朝的？我去那儿的原因很简单，我讨厌的地方，我总是尝试改变它。”
“你改变了吗？”
“我尽力而为。”
“你主动到贫困地区任教，让人想到教育兴国，我可以称你为爱国者吗？”
“最好不要这么称呼，现在是和平时期，没有必要为每个人打上政治标签。我记得好像是王尔德说过，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
我在接受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麦守田说，为了帮助我慢慢进入角色，特意挑一段剧情最简单的开机。的确是简单，一问一答，就像在底下对台词一样。老实说，我对这个主角还没吃透，现实中，我相信不会有这样工于心计的人，而且，他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父亲。我没有任何生活底蕴可挖，接触过的人，像高干子弟的只有玉米子，这小子只知道玩，哪有什么心计？准确地说他是个富家子弟。如果我老爹是个腐败的高干……我老爹不可能成为高干，更不用说腐败了，这种假设我也做不来。好在开拍以后，麦守田一直给我做OK的手势。
“我们到外面走走好吗，边走边聊？”扮演女主持的是麦守田的二奶阿飞，据说她真的做过电视台主持。我望向聚光灯，夸张地擦了一把汗说：“谢谢，再继续下去，感觉像被拷问了。”
拍摄的人有七八个之多，加上器材，同时搭乘一部电梯显得很拥挤，不过，我们这些人走到哪都气势非凡，还真像某个电视台的采访组。
下到一楼金碧辉煌的大堂，阿飞问：“是不是反差很大？西部贫困山区，五星级酒店。”我不动声色地说：“北京有好几家酒店比这儿更奢华。”这里是博鳌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阿飞又打量我身上时髦的西装，挑衅地说：“据我所知，你当老师的工资不高？”我说：“对，我的工资只够买一双皮鞋，不过，我写一千字能卖五百块，正常情况下，我一个月能写一万字。”
酒店有个小花园，采访地点转移到花园的一个凉亭。五星级酒店的住客大概自恃身份，没有什么人围观，好奇的也只是远远望上一眼，花园里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一伙人。
“在西部这三年时间里，你做了许多事，当地群众认为，你最了不起的，就是集资为十所小学建了新的教学楼。我们去看过，的确非常结实，也非常漂亮，你认为自己了不起吗？”阿飞的肢体语言很专业，手托下巴，一根手指自然地搁在嘴角边，用一副非常有智慧表情端详我，似乎能看透我的心。这样一本正经的女人，谁会想到她是个二奶？
“我不认为我了不起，安全的教学场所，是孩子们应该得到的。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放在沿海地区，根本算不了什么。在那个地方，时间停滞不前，甚至在向后退，我只是个送钟人，我给他们带去一只准确的钟，让那儿的人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这段台词，我陈述得相当生涩，以为麦守田要叫停重来了，他却又给了一个OK手势。
“原来你是一个送钟人，这个词在香港可不吉利，不过，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只是，有一点我不大明白，建十栋教学楼的资金，你就算每天写一万字，三年也筹不到一栋。听说你是靠企业赞助，这也不容易，你是如何打动企业的呢？”
“当然不是因为我长得帅”我做了一个调皮的表情，“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采访我？”
“因为看了内地媒体的报道，你的事迹吸引我们。”
“答案出来了，我能吸引你们，也能吸引赞助的企业。”
“可是，我的问题是，未建教学楼之前，你是怎么拉到赞助的？”
“你大概没看过三年前的报道，我毕业于全国最好的大学，我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选择出国，或挑一个高收入的单位，我主动要求到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当小学老师。你是做新闻的，你说，这件事够得上新闻事件吗？那好吧，我就这样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而新闻人物在市场经济里，是有商业价值的，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企业乐意赞助了吧？”我很投入，因为想起了张南生，有朝一日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这段表演，不知道有何感想？
阿飞又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笑道：“新闻。”
“难怪”阿飞也笑了，笑得很矜傲，“不过，网上谣传说，你父亲以前是北京的高官。现在又是某个发达省份的一把手，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到西部去，是为将来捞取政治资本。你是子承父业，将来会走政界吗？”
我语塞了，凝神不语，似乎找不到恰当的答案，又像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停机”客串节目制作人的麦守田及时叫停，“韦先生，你放心，我们会考虑内地的现状，你尽管畅所欲言，节目还要经过处理，也就是说，有些话你敢说，我们也不一定敢播。”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实在有点害怕摄像机，没事了”麦守田大笑：“你就当我们不存在，OK！再来一遍，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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