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等你从早稻田回来，要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农业科学事业中来。不能只满足于种早稻，还要研究双季稻、三季稻......--和我比赛吃烤板筋的哥们儿她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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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叔叔还说，80年代他的同学从早大学读完经济学回来后，就被分配在农科院当会计，直到今天，还在农科院当会计。
言归正传。
从高圆寺车站乘电车到中野，换乘地铁，从地里一爬出来就是早稻田。这里一棵稻子都没有，和高圆寺差不多，只是路稍微宽一些，住户稍微少一些。
从地铁站沿路向北再往东，道路豁然开朗，学生也多起来。路边有一座雄伟的教堂一样的建筑，那就是早稻田大学的象征--大偎讲堂（大偎重信是早稻田的创始人，后来还当了RB首相）。
讲堂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学生，他们围成一个个圆圈，有人弹吉他，有人吃东西，还有人滑滑板。
讲堂高大，近看必须仰视。大门紧闭，砖墙和铁窗让人有些不寒而栗，但米黄的颜色又给这座古老的殿堂凭添了一些暖意。伫立讲堂之前，我似乎能听到唱诗班的歌唱。
这里是早大的学术殿堂，就好像古希腊的圣人们比道德、比智慧的地方一样。不由自主地，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登上讲堂里的大舞台，一年留学也算不虚此行了。
讲堂前，见到了广间还有几个欧美人。我们由他带领，参观早稻田。
我们看到了大偎先生的铜像，法学院、经济学院，校园里的建筑多是欧式风格，陈旧却厚重。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上课的教室在哪里，广间便指出一条路，让我自己找。
又是一条小巷，时而上坡，时而下坡。路过了咖啡馆，看到了观音菩萨石像，走过一片墓地，闻见炸虾的香味。就在眼镜店和便当店中间，我终于找到了22号馆，早稻田国际交流中心。
门是自动的，当红外线传感器感知到物体时，门便会打开。不像我北京的大学，进门必须出示学生证。而站岗的警卫一丝不苟地行使这唯一的权利，决不说一个请字，像审犯人一样吼着：把学生证拿出来！看罢一摆手，比校长谱都大。
早大的教学楼进出自由，我便进去一探究竟。一楼是计算机室，像联合国大楼的某个房间：世界各国的学生分别围坐在几个大圆桌旁，多台电脑自然也呈弧形摆放，电脑之间没有隔断，使用者可以随时和左右甚至对面的人交流。
这间大房子里很少听见说话声，只有劈劈啪啪敲击键盘的声音响个不停。我忽然想起小学第一次上计算机课。
那时候电脑还是稀罕物，只有名校才拥有电脑教室。进入教室的人必须换拖鞋，然后严格按照老师的指示，开主机、开显示器。每一个动作都要摒住呼吸，仿佛稍有差池便会引发爆炸一样。
因此，每每上完计算机课我都很疲惫，不仅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还有为了尽量少吸入一些来自80多只脚的混合气体，更消耗了不少体力。
后来，电脑在中国越来越普及，我们再也不把进电脑教室当作什么神圣的事情了，只是管理员还是吆喝着：戴上鞋套！
我觉得当年戈尔他老人家说厕所反映文明程度只是个比喻，其实他的意思是文明程度反映在细节上。
比如这间屋子里的电脑，看上去又脏又破，可是个个运行速度极快，而且支持几乎世界上的所有语言，输入法一应俱全。当我试着用紫光输入法给老妈写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时候，惊异之余激动不已。
忽然又想起和我比赛吃烤板筋的哥们儿话：啥叫帅哥啊，不是高鼻梁深眼窝，而是一脑子的智慧和一身的本事。
借她的名言改编一下：啥叫世界级高水平大学啊，不是有多少楼出多少论文，而是人文化的管理和遍布每个细节的高科技。
时间原因，我没有更细致地考察国际交流中心二楼以上的样子。依照时间、地点和暗号，我和广间再度相遇。
我和那几个欧美人一起，穿过大街小巷，又参观了早大的文科校区和理工科校区，连接着三片校区的是一条两边很多书店的大街。早大的教学楼、行政楼、体育馆、图书馆就分布在这片街区，散落在商店与民居之中。
说老实话，早大的建筑远不及Y大。一个极普通的日子，Y大经过盛典般欢庆之后，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院系有了自己的教学楼，教室里光缆、卫星电视......能接的都给接上了。
就连学生宿舍也由原来的一间房挤8个人变成四室一厅的套间，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现在还有多少结了婚的夫妇买不起房子住集体宿舍，怪不得辞职到Y大上研究生的人越来越多。
考上Y大，就等于分到了房子。
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就更牛了。先把一二层租出去，饭馆、酒楼、洗浴中心，经济活动空前活跃，收入空前增长。
还不够，三层以上也要出租，名曰西环最后学术胜地的绝版写字楼。所剩无几的几间教室，足够糊弄学生了，还有什么比挣钱更重要呢。
男男女女勾肩搭背地穿梭于校园之间，夜幕中的女生宿舍前，不断上演着长亭惜别，当然，也有人把这个地方叫做Y大A-片梦工场。学生会就是酒池肉林，朋党之争、欺上媚下、任人唯亲、溜须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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