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六月十七，叁十九营草贼众推王嘉胤为帅。
与北走横山的王自用不同，王嘉胤最终还是率叁十九路草贼挥师向东了，沿途一路收容流民土匪逃兵后，部众不减反增。根据斥候侦查，算上收容的难民、逃兵、土匪，算上家属老营，男女小儿不辩之下，据杨鹤等高层粗略判断。
其部众保守估计，不低于七十万人。
从四百多里的战线上，冲破官军封锁，强渡黄河！
上起延川东，下至韩城东，均是叁三十九营之渡江区域，秦人皆宁死相随，王嘉胤即令部将于各处渡口调度船只，老百姓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号泣而行，两岸哭声不绝。
王嘉胤见此情景，心中悲痛不已，哭着对张孟存等人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我王嘉胤一人使关中父老遭此劫难，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说罢就要跳水自尽，被部下死死抱住。刘国能、田见秀、张孟存、袁宗第、李自成等从者见状，莫不痛哭。
王嘉胤随即整顿兵马顺江南下韩城，准备跟已经先头过河的高迎祥一起保卫河津渡口，没跟上队伍的百姓就在岸边招手呼号。时逢六月，酷暑将临，陕西已经非常炎热。
老百姓在血红的天空下逃难，路上不断有人倒毙饿死，哭声震动原野。陕西巡抚刘广生命马科、李戡、赵振等人以骑卒剿杀流贼。屠数万，积尸成山，黄河变红，渡口为之断流。
监军韩赞周不忍，劝杨鹤在沿岸设粥救济，做法超度亡者，杨鹤听从。虽如此，三军已经离心离德。
军中往往有人言：“率我子弟，杀我父老，此何人也！”
陕西军尤其，愤愤之声震动军营，搞得整个行营惊恐不安。三边总督杨鹤也不想这样，遂复计于百官，甘肃兵备道王正贤为杨鹤分析了当下形势，总结为三难五害。
如今讨贼有三难，纵贼则有五害。
朝廷下诏讨伐，而我们擅赦之，一难。
陕西军有四万之众，率领关中子弟，讨伐他们的父老，二难。盘根错节的关系，牵连人员众多，势必杀戮太甚，三难。
秦人造反，如果不严惩，诸省百姓纷纷效仿，一害。
百姓杀贪官而无罪，又成了不好榜样，二害。
这些老百姓虽然可怜，但是王嘉胤等贼首制造兵器、招纳匪寇、收容逃兵、组建幕府这些壮大自身实力的作法，在座也是有目共睹，如果再不及时镇压，将会酿成大祸，三害。
王嘉胤可能会利用关中子弟与朝廷背心离德这一点发难，如果他们再联合白莲教逆党，后果难以想象，四害。
现在王嘉胤他们已经攻打州县，杀害罢免朝廷命官，擅专威用，这难道不是陈涉、张角、李密、窦建德、王仙芝、黄巢、朱温、宋江、韩山童、刘福通之辈死灰复燃吗？五害。
总结归纳起来，根本纠结点就两条。
不能讨，不好讨。
不好讨是政治风险，朝廷的严厉镇压政策困扰着杨鹤。
不能讨是民心风险，王嘉胤等党徒与陕西军民。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相互投鼠忌器。即便成功讨平，后续的处置工作也是一大难题，杀太多会激起民怨，杀太少会留下隐患。
李师道站在角落里旁听，认为老狗讲的很有道理。老狗分析完毕后，杨鹤力排众议，决定网开一面以招抚为主。
陕西巡抚刘广生据理力争，被杨鹤勒令闭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杨鹤认为，朝廷未必了解陕西具体形势，计划不如变化，封疆大吏应该随机应变，灵活改变不合时宜的政策。哪怕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罢官免职也在所不惜，一切为了大明。
决议下来，刘广生勃然大怒。
怒斥杨鹤通贼，王嘉胤匪帮公然造反，此时不杀，更待何时？要是让流贼窜到河南山西，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杨鹤怒道：“把这厮叉出去！”
之后，杨鹤一方面调兵遣将把守各个渡口，一面挑选文官和陕西子弟兵，让他们沿途喊话，劝说流贼返乡。一面拨付钱粮，下令开设粥厂救济灾民，愿意回家的流贼，他出路费。
最后就是派人向朝廷报告陕西最新的特殊形势，阐述招抚的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
当然，这也不代表杨鹤就完全放弃了围剿。
崇祯二年六月十九日，杨鹤召集四万陕西将士，发表重要讲话。
杨鹤当众向陕西将士宣布了王嘉胤集团的十大罪状，痛斥他们不但把无辜的陕西父老带进了水深火热，更是烧杀劫掠无度，手段特别残忍，特别是严重损害了陕西人的名声。
同时，杨鹤也着重强调，发誓这次讨伐照例只诛首恶，你们陷在流贼当中的父母兄弟姐妹不会受牵连。最后，杨鹤反复告诫王正贤等人，务必严厉约束士卒，再不许奸淫掳掠。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军心顿时大定。
李师道也再一次见识了这些封建官僚的手段。
真没想到老狗这么会说，几句话就说得杨总督改弦易帜。按照老狗歹毒刻薄的为人，李师道猜测，他之所以好心献计，是因为不想打仗，怕死在战场上，毕竟上回险些就交代了。
其实纵观历史就会发现，凡是农民起义爆发之时，一旦中央精神与地方实际情况出现矛盾甚至对立，那么封疆大吏基本上都会打败仗，汉末如此，唐末如此，这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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