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对东南亚地区一向都是生死攸关的。风下之地地理条件优越，地处大明、印度、中东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中枢，每逢国际贸易的大潮汹涌澎湃之际，该地区就成为国际贸易的宠儿——前有阿拉伯商人乘风破浪来到这里贸易（顺带传播了****），后有欧洲商人涌入东印度——海量的丁香、肉豆蔻、胡椒、檀香木、苏木、樟脑、虫胶等商品被源源不断输入国际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贸易神话。
而如果将东印度群岛算做核心地带的话，那么台湾岛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伸出去的一个较粗的触手。这个1624年被荷兰占据的岛屿戏剧性地因为中国大陆的战争而发展了起来，生丝、瓷器、茶叶贸易的时断时续使得荷兰人更加注重挖掘台湾岛本身的价值，他们依托台湾还算肥沃的土地大力发展稻米、蔗糖产业，同时收购鹿皮出口至日本，有力维持了公司在附近地区的贸易且积累了不少的利润送回巴达维亚。
不过，在郑成功海上势力大盛的今天，荷兰人其实已是很难买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商品了——每年仅买到可怜的一点点生丝、绿茶和瓷器——要不是东岸人每年按约匀出一些宁波生丝与茶叶给他们的话，那么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商站的日子怕是不太好过。
当然了，没有东岸人，荷兰人也在积极自救，他们有时也购买不少东京生丝（即河内产的生丝）、波斯生丝、暹罗鹿皮鱼目混珠地卖入日本，以维持贸易。但这终究不是正途，荷兰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生丝、茶叶甚至蔗糖（仅限台湾蔗糖产量较低的年份）的需求还是相当大的，只不过他们始终找不到充足的货源罢了。故出于以上种种原因，邵曙光之前担心的荷兰人拒绝东岸在大员港开设商站之事完全是多虑了，生意有所衰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迫于现实压力，并没有拒绝东岸人的请求。
今天已经是12月8日了，刚刚从一场疾病中康复的韩银此刻正奔走在商行银行的建设工地上。商行占地面积约一亩半，所花费的代价仅仅是些许茶叶和生丝罢了，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荷兰人竟然许诺征发当地人为东岸人兴建起一座“合乎规格”的商站，条件是买下他们手里大量积压的蔗糖。韩银等人在商量了一阵后，也答应了这个条件，反正蔗糖这玩意无论是在宁波、登州、朝鲜还是黑水都有销路，做过多年家族生意的韩银不相信凭借如此庞大的市场吃不下这些积压的台湾蔗糖，他们应该担心的，仅仅是自己手头的资金不足罢了，这或许需要荷兰人同意暂时赊账。
事情办得如此顺利，以至于韩银等人都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自个闲暇时也聊过一阵，最后一致认为荷兰人在日本的生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位浙南出身的雇员指出郑氏近几年海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年获利超过二百五十万两），几乎垄断了绝大部分日本贸易时，大家已多多少少明白了一点荷兰人在台湾的困境。
这一切追根溯源，其实还是东岸人“造的孽”！盖因随着东岸持续不断地介入大陆局势，中国形势较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建大部、江西南部、两广全部尽皆掌握在南明手里，再加上郑彩等人支持的鲁王政权在浙东与清军几番拉锯，故南中国大部分的瓷器、生丝和茶叶资源多数集中到了郑氏手里，荷兰人根本拿不到什么货。而祸不单行的是，由于东岸海军在浙东、长江口、江北一带的频繁活动，清廷纵有意与荷兰贸易也非常困难，这基本等于是掐住了荷兰人的脖子，使得他们这些年来始终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面对如此困境，荷兰人只能调整输往日本的商品结构，比如将台湾砂糖作为拳头商品，生丝、鹿皮作为补充。但问题是，福建、广东一带也产糖，且规模还不小，因此荷兰人又不得不与郑氏一起竞争日本的蔗糖市场，尤其是广东一带不似历史上战乱频发，而是安定多年，蔗糖产量连创新高，郑氏也在大量出货，这又极大打击了荷兰人的贸易，也真是够悲剧的——比如1658年台湾砂糖产量为17500担，但成功卖到日本的只有6000担，剩下的砂糖东印度公司若不想当做压舱石运回欧洲销售的话（因为其传统的波斯蔗糖市场已被东岸人“攻占”），那么最好就近找一个市场卖掉，这样能够快速回笼资金继续进行下一次贸易。
东岸人在这样一个时候找上门来，确实有那么一丝帮了荷兰人忙的味道，毕竟揆一总督不是傻瓜，他知道东岸人手里掌握着不小的货源，同时也有足够的消费市场，这对于盘活台湾商站的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许巴达维亚十七人委员会里一些先生们对东岸人很是愤怒，责怪他们新华夏殖民地的糖大举涌入波斯萨法维王国（这对荷兰人来说是一个出货量堪比日本的市场），再加上东岸人阻挠他们与清国的贸易，因此一直对其没什么好脸色。可先生们有先生们考虑，揆一作为台湾总督、商站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对台湾商站的经营状况负责，毕竟这和他个人的收入有着极大的关联，没人会和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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