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前正广回到了福山城。
他已经卸任了幕府安排的志摩守官职，无官一身轻，可以回福山城闲居，日子不要太爽。当然他也很忧心他的长男松前贺广，因为他目前正带着家小在江户居住，担任一个不大不小的公方官员，算是一种变相的人质吧。
福山城如今的面积大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广义上的福山城，即包括松前家的城堡以及城下町在内的广阔区域。城区内不但出现了时髦的街车公司，还额外建了一家小型自来水厂供城内的大人物们使用。
福山城内最引人瞩目的建筑其实还是刚刚完工的福山百货大楼。该楼一共六层，由东岸设计师设计，黑水县交通局承建（整个远东也只有他们有这个技术水平了），专门售卖各类“夷货”。而所谓“夷货”，即各种来自日本人看来属于蛮夷地盘的货物，更确切点说，就是来自东北亚的山野货、皮货、药材等等。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来自朝鲜的货物，但随着朝鲜军队悍然侵占对马岛，两国爆发了武装冲突之后，福山百货就把朝鲜商品悄然下架了，免得招来非议。
松前藩方面已经与东岸人商议好，无论是台湾银行还是东岸日本公司，都会在福山百货租下专门的铺位，出售商品，这就足以保证相当的人气了。此外，许多与松前氏交好的大名或商人也会定期派人前来，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商品批发。
总而言之，这个批发市场——请注意，福山百货虽然也有零售业务，但这真的不是主要的，更多的还是批发——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能够给松前藩本就相当充裕的财政再锦上添花一把，让他们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逸见君。此番你能来福山助我，真的很高兴啊。”松前正广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身后站着两位怀抱武士刀的护卫，在他面前的，则是一位满脸风霜之色的中年武士，名叫逸见要之助，来自九州的岛原藩。
说起这个岛原藩，如今真的是困难。几十年前就爆发过基督徒起事的“岛原之乱”，平定后高力氏入主，结果又因为财政困难，出了个大昏招，向武士征税，最终引发暴乱，高力氏也黯然离开了岛原藩。
高力氏之所以向武士征税，说白了也是财政困难，被逼的。而财政困难的直接原因，则是幕府这些年一力推行经济货币化，大搞新政，打算发展工商业“自强”——被朝鲜人赤裸裸地打脸，这是日本上下所无法接受的。
但这种经济新政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原本的藩主大名们主要靠从农民们那里征收实物地租然后将其商品化获得收入。但在商人们进入农村市场，农业商品化彻底深入之后，藩主们便少了很大的一块收入，即出售地租（农产品）的溢价收入。而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的深入推行，各种日用百货、生产工具的物价开始上涨，城市生活成本上升，但大名、武士们在礼仪、服饰及娱乐上的开支却日渐浩大，收支失衡，财政陷入了危机。
尤其是那些依靠禄米养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就连德川幕府亲辖的旗本武士，因为江户发生的“价格革命”，生活非常困难，以至于“有许多人值夜时没有被子”。更有甚者，许多大名、武士被迫向高利贷商人借钱，正如时人描写的：“许多大名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只靠江户、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维持生活。从农民那里征收来的年贡，全部用来还商人的借款……还常被指责，要为赔礼而摆设宴席招待高利贷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经过这些年的所谓改革后，一些武士、大名已经部分地在社会上处于依靠或从属地位，商人的势力日益抬头。他们拥有巨额资金，身边雇佣着大量破落浪人，以至于大名想赖账都很困难——除非你不去江户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没有人试过赖账，但商人们的抱团组织“江户商业公会”一边向幕府提出抗议，一边组织债主打着纸旗涌向大名在江户的家宅，并四处张榜揭帖，要求其还钱。欠债的大名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向幕府借钱还债，狼狈不已。
同大名、武士们逐步陷入财政困境所不同的是，城乡批发商、兑换商、高利贷者以及部分参与商业的大名则迅速富了起来，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积累了可观的货币财富。正如太宰所说的：“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此时大阪有名的富商鸿池善右卫门，其一家收入就相当于十个大名领地的收益。他发明了清酒酿造法，产出的酒不但在大阪本地行销，同时在全国都销量很大，最近他又开始经营大阪至江户的海运业，从黑水订购多艘船只，打算把生意做大做强。
靠经营药材和书店发家的住友家族，如今也和鸿池家族一起开发铜矿，大获其利。出身于伊势松阪的三井，靠经营绸缎布匹发家，如今正与鸿池家商议扩大在金融业的话语权。鸿池、三井、住友，就是此时日本商人集团崛起的代表，他们从以前只能仰望大名的处境开始，借着日本改革的东风，趁势崛起，已经凌驾于绝大多数大名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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