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刘陶的衣冠与目前为止所牺牲的士兵的灵位奉到英烈祠后，郭斌自然要发表一番讲话。
“秦失其鹿，英雄群起而逐之，而汉高祖独得头筹，至今四百余年矣。”见就连前来观礼的各家代表也听得入神，郭斌很是满意，继续道：“四百余年间，虽不乏王莽之辈窃据九重，天下纷乱后仍归于一统。”
“大汉王朝驱匈奴于漠北，逐百越于天南，天之骄子狼奔豕突，南越诸王抱头鼠窜，奄有中原数百年之太平。天下万姓同声一呼，四方夷狄共来朝贺者，以历代士人煌煌之文治、前辈英烈赫赫之武功也。所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你我皆为炎黄子孙，是华夏一族，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称汉人者也。”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历来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对于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业，亦会听得热血贲张。其实何止是这些汉朝人，郭斌又何尝不是热泪盈眶？
因此这一番话，重新将现场气氛点燃，下面的关羽、张飞、陈到自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便是赵云这极稳重的方面大员和黄忠这年纪稍长之人，亦是抑制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而文臣之中，戏志才收起了浪荡不羁，徐庶与荀彧则是呼吸急促，紧紧捏着拳头。武将对于建功立业、扬威异域的事情固然极是热衷，文臣们感受到更多的却是郭斌这一番话中展现出来的气魄和野望。
只听郭斌浑厚中正的声音平和却有力，回荡在祠堂外的空地上：“北疆有匈奴族、鲜卑族，今又有乌桓族。山东原有东夷族、南有百越族、西有犬戎族、今有羌族。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便是汉族。所谓汉人万姓之兴衰者，亦即华夏国族之兴衰也。”众人听了，不觉纷纷点头。
“天子者，以天授之权护佑华夏国族者也；士民者，以圣人之教化育万民百姓者也。然天道无亲，世事无常。勾践有卧薪之厄，耀夜有囊萤之光，岂独我华夏一族乎？为百姓万民伸张，替华夏国族正名，信大义于天下者，即得天道。”
“吾虽鄙陋，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齐之高义，恐先贤遗志难现于圣朝。及至延熹年间，党事大起，天下纷攘。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元礼（即李膺）、张敦朴（即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毁家纾难、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今刘公陶所为，不令先贤专美于前也。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其刘公之谓欤？故，今立此英烈祠于阳翟，上则追慕先贤之遗志，下则规劝后辈以奋勉也。”
在东汉一朝，因党人一直占据道德舆论的制高点，所以党锢之祸一直饱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质疑。然而，人类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的，在党锢之祸后期便出现了许多以隐居之名，沽名钓誉的小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们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因此，不得不说，两次党锢之禁敲断了许多东汉士人的脊梁，“名”、“节”相离的颓废气象如今也逐渐显露出来。
因此，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使得颍川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之中获得生存的砝码，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气魄的愿景在里面。当然，在长远来看，激发民族意识，使天下人都具有身为华夏国族的自觉、骄傲与责任心，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五胡乱华之中站稳脚跟，乃至彻底将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庞大帝国，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并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异，便是民众效忠的对象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而两千年前中国所形成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稚嫩的民族国家，其效忠的对象则是君主，亦即所谓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进者所提倡的“爱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的。
孟子所谓民贵君轻，不得不说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苗头，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他的继承者们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便不得不通过“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这种蒙昧而带有迷信色彩的说辞，通过上天来巩固天子地位的同时，也通过上天来限制天子无限的权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虽然为国家大一统和天子独揽大权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却又限制了天子的无上权力，为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权开了一个口子。
可以说，董仲舒这种深据“买一赠一”特点理论的提出，既为汉武帝时期提高国家凝聚力，全力以赴进行对外战争，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持；又使得儒家自此成为汉朝的一门显学，更为东汉朝士人团体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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