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上次李弘力主招抚黄巾军一样，这次李弘的重开盐铁之策也在京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屯田需要持续投入巨大钱财和国家动乱财政枯竭的情况下，这个波澜掀动的就有点适逢其时而又惊心动魄了。
这是远在并州的李弘所根本想象不到的。
朝廷内外，朝野上下，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之中。内廷的尚书台和中官们在争论，外廷的三公府、大将军府和王侯权贵、各级官僚在争论，京中的名士大儒、太学的士子们、门阀世族的家主、豪富商贾也在争论。
最早争论的不过是朝廷能不能重开盐铁，但后来就争论到了大汉国的财政政策，治国政策，后来演化为学术之争，儒学和黄老之学以及其他流派之争，整个洛阳都沉浸在了通宵达旦的论辩和清谈之中，人人神情激奋，个个不知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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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和土地一样，是国家财政的两大支柱，尤其盐铁之利远远大于农耕之利，更加凸现其对国家的重要性。盐铁官府专卖，如果控制得当，的确可以收益颇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流通不畅和贪污腐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盐铁之利就会巨减。这就和土地兼并造成农耕赋税锐减的道理是一样的。尤其本朝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国策，商人地位低贱，商人们为了摆脱困境，纷纷买官买爵，脱离贱籍，官和商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了。官和商既然合为一体，盐铁又是暴利的行业，加上朝廷腐败，盐铁之利自然流向了私库，国家的财政自然也就枯竭了。
在这种情况下，重开盐铁，私商介入经营，在理论上的确可以迅速让大汉国的财政得到恢复，因为私商介入经营，一来打破了官府对盐铁的垄断，无论是价格还是产量、质量，都会随着百姓的需要而灵活波动，受益的不仅仅是商人，更多的是天子和皇室、国家和百姓；二来可以有效遏制盐铁行业的腐败，打击官商勾结，减少少府和大司农府的损失。本朝建国初期，私商介入盐铁经营，曾经为国家复苏和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问题是，商贾介入盐铁经营，立即就会形成富商巨贾，他们和大量兼并土地的门阀豪强一样，对国家的破坏和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本朝所追求的淳厚朴直的民风而言，极具破坏性，另外，商贾中不乏杰出人士，他们往往倚仗雄厚的经济实力，形成一股影响国家政策的庞大势力。
历史上，这种人非常多。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个巨商，他一出门，车队成列，车中所载的都是黄金玉帛，派头大得很，当时他来往于各国之间，与各国君王们分庭抗礼。还有秦国的巴寡妇巴清。她是巴蜀人，开矿起家，在当时富甲天下，秦王政为了跟这个巴寡妇见面，商谈营商富国之事，特别开辟了一条驰道，把她从巴蜀请来对坐而谈。至于名震千古的吕不韦，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从营商开始直到执掌秦国政事十几年，是以商贾之力影响国政的典型了。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历代君王们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于是，自秦开始，历代君王们便开始运用各种手段打击能分化其权力的其他社会力量，商贾首当其冲。
商贾势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所以当时的商贾势力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但自大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帝和他的臣僚们注意到了商贾势力所带给国家的影响和威胁，于是，始皇帝逐步采取了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国家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就是利用各种学术理论和社会教育打击戕害商人，在百姓中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这双重打压之下，商人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势力迅速萎缩，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了。
君主在打击商贾势力的同时，为了平息士族阶层和百姓们的怨恨，同时也充分认识到重农之策的优点，重农抑商之策便应运而生。
“因为盐铁本身的暴利特性，一旦放开经营，势必迅速产生商贾势力，那么，这重农抑商之策岂不要被彻底推翻？本朝当初之所以采取重农抑商之策，是因为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稳定，但现在土地兼并也已经严重危害了社稷，此时突然改变祖制，推翻重农抑商之策是不是更加加速国家的衰败？”反对放开盐铁的王侯权贵、门阀世族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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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重农抑商之策的由来。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随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到了本朝武皇帝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再度实施并得以逐渐完备，至今已有三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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