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样的三长制，引起高台上众官员的群情激涌及义愤填膺呢？
能被邓艾专门拿一份文书表述，说明关于三长制的介绍并不简单。
而就在那详细的介绍之下，高台上尽皆饱读诗书的官员，很快就明白了三长制是什么。
从本质上来讲，邓艾所提出的三长制乃是一种对汉代地方基层行政组织的改造。
原本大汉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是以乡里为核心的。
对于这一点《汉书》中就有详细记载：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从这个记载可知，在汉代县下面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便是乡。
由于古代的经济并不如后世发展，所以这样较为简单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是符合当世的国情的。
否则大汉也不会那么强大。
只是任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产生很大的弊端。
这个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三老”二字。
汉高帝刘邦当年曾下过一道政令：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在刘邦的这道诏令之下，地方豪强的前身“三老”，开始在大汉的地方政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汉代对选拔“三老”的要求除去年纪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能率众者”。
在中国这个宗族社会来说，想做到这点，单单靠个人的德行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为乡族势力所认可。
而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满足这样要求的“三老”大部分的人都是六国遗留下的贵族。
这一点从汉代的各种记载也可佐证，“三老”不仅在当地很有影响力，还经常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甚至能直接上书给天子。
有这样见识、能力的“三老”，绝不可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在古代，知识是最昂贵的一种资源。
当然刘邦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
但是他就是看出这一点，才会毅然决然地继续推崇“三老”制度。
因为那时候刚刚建立的大汉是残破的，是动乱的，他需要给这些地方上的“三老”相当大的政治特权，来换取他们对大汉的认同感。
从后面发生的种种事件来看，刘邦的目的很完美的达到了。
只是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时期，地方行政都是稳定国家的关键。
“三老”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权力也在无限的膨胀。
由于“三老”在汉代特殊的政治地位，“三老”一可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
同时三老又是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的重要组织，同时也是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的教化组织。
甚至到了后来，就连大汉地方政府的政策法令的颁布和施行，都要请示三老。
最关键的在于，“三老”并不是政府直接任命的，很多时候乃是由地方自发选举出来的。
这一点直接导致“三老”慢慢往地方豪强的属性演变。
因为人皆是有私心的。
既然政府不干预“三老”的选举，再加上“三老”一职在地方上拥有的令人垂涎欲滴的莫大影响力。
那些“三老”怎么会不想将这个位置，传给自己的后人呢？
一代两代之后，后世人所熟知的地方豪强便不出意外的出现了。
正因为地方豪强的前身大多都是“三老”，他们才会在自己家乡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由于这种在当地的强大影响力，所以很多大汉朝廷直接委任的县令，乃至于太守，都不敢与地方豪族硬抗。
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乃至于性命，慢慢变得与当地豪族同流合污。
这便是汉代时期的“皇权不下乡”。
在皇权不下乡的情况下，大量的土地兼并及荫庇人口的行为开始变得猖獗了起来。
数之不尽的良田被侵吞，数之不尽的良民为了生计被迫成为地方豪族的家奴。
而人口与田亩，便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根本。
当这两个根本失去之后，只会导致大汉的国力越来越弱，而地方豪强的势力却越来越强。
再加上他们在官场上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才有胆量对抗中央政府，扯旗造反。
这一点糜旸知道，在场的大多数官员都知道。
可是以往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现在邓艾却要将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三长制虽然听起来与三老制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他的条条内容都是在针对三老制的隐性特权而设置。
何为三长？
即在邓艾的设想之中，以后梁州的五家为邻，设一邻长；
五邻为里，设一里长；
五里为党，设一党长。
这便是为三长。
而三长的权责范围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
正因为邓艾想设立的三长有着这种职责，高台上的一众官员中的大多数人才纷纷炸锅。
能在汉代成为官吏的，很多都是地方世家豪族出身。
他们祖祖辈辈干的事，他们当然知道。
毕竟他们现在能当上官吏，靠的就是祖祖辈辈干的那些事。
三长制一旦实行下去对梁州有利吗？
那肯定是有的，任何人用脑袋想一下就知道。
一旦三长制成功在梁州实施，那么肯定会有大量的田亩、人口被清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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