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关于矿难事故如何处理的会议最后不欢而散，但却让初入官场的我明白了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
姚援朝和刘文才这两个坎杖子乡的党政一把手明摆着是推卸责任，两个人一唱一和，就把这次矿难的责任都丢给我了，要我承担所谓“监管不力”的责任并处理善后事宜，其他几个乡干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没人帮我说话，我孤掌难鸣，这事就被定了下来。
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我才刚从谢文媛的诬陷中解脱出来，又接了矿难这么一个烂摊子，但冷静下来，憋屈归憋屈，其实有一点姚援朝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那就是无论如何辩解，安全生产责任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大名，矿难也是我去宝安金矿实地检查完工作后发生的，上级真追查下来，我难辞其咎，而且一旦处理不好，我的政治生涯可能基本就毁了。
出了会议室，我先让赵连友马上联系乡派出所，跟他们一起带着几个乡干部去矿上封锁现场，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办公室。
这一天晚上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都在想这事该怎么办，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我被外面一阵锣鼓声和哭闹声惊醒，等我匆忙穿好衣服走出办公室（当时办公条件简陋，办公室里面放一张简易单人床就当睡觉的地方了），一眼就看见政府大院外面围了不少人，男女老少披麻戴孝哭闹不停，甚至还有在外面上香烧纸的，旁边没看到其他乡干部，只有门卫张大爷在维持秩序。
我顿时心里一沉，走上前去指着门外问，张大爷，这怎么回事？
张大爷愁眉苦脸，说都是矿上死了人的家属，这不是来乡政府讨说法了。
我又问他那怎么没看到乡长和书记，其他乡干部又干嘛去了？张大爷的脸色变了几变，然后告诉我说一大早乡长和书记就走了，他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至于其他乡干部，张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一口气，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说，年轻人，碰上这事都是能躲就躲，谁还往跟前凑乎？
听张大爷这么一说，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气，偌大一个乡政府，这么大的事就让我一个人刚毕业的学生来处理，其他人能跑就跑能躲就躲，尤其是那个乡长刘文才，在会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还有脸教育我说身为党的干部要勇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结果事到临头跑得比兔子都快，真他么不是东西。
虽然心里这样想着，但是我不能在张大爷面前表现出来，我暗自攥了攥拳头，强行将这些怨气压了下去，与其有功夫在这里生闷气还不如想办法去把事情解决来得实在。
就在这个时候乡党委副书记王勇走了出来，看着我说了句跟我来，就走向了大门口，我还以为这是终于有人站出来解决问题了，就跟着他走到了人群跟前，王勇对着正哭闹的群众举起双手往下压了压，喊道，乡亲们！好了好了，先听我说！
这些人显然是认识王勇的，听他这么一喊渐渐安静了下来，王勇又对着乡亲们说，你们的事乡里都已经知道了，乡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一定会查明原因，也在积极研讨善后和解决的方法，请你们放心，乡政府肯定会给你们一个妥善的交代等等。
我越听越不对劲，这哪是要解决问题，分明就是在打官腔，王勇说完这些并没有停下的意思，他侧着半个身子转向我，摊开手掌尖指着我对着人群介绍道：“这位呢，就是咱们乡主管生产安全的副乡长武常思，姚书记和刘乡长去县里汇报这次金矿事故，临走前委托武乡长全权处理，你们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他说！”
我顿时有种很荒谬的感觉，这坎杖子乡的领导干部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无耻程度不断刷新我的认知，相比较起来，谢文媛陷害我的那事真是毛毛雨，简直不值一提。
乡亲们一听说有人负责，顿时群情激愤，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而王勇则趁乱假装若无其事的走掉了，我也没有功夫去在意他，大家围着我各说各的，我真是什么也听不清，一个头两个大，最后我只好说，这么乱糟糟的也不是办法，亲属什么的先回去，直系亲属每家先派一两个代表，到我办公室里细说。
就这样五个代表跟着我进了办公室，一进门就吵吵着让我给说法，我一边赔笑脸一边热情的沏茶倒水，我知道他们正是情绪激动的时候，我就算说什么他们都是听不进去的，只有先安抚好他们才会听我说，所以我必须先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伸手不打笑脸人，可能是我和其他乡领导干部不一样，没有推诿扯皮，是真的想负责任，他们的情绪也就慢慢稳定了下来。
这个时候我才拿出态度，这也是我半夜里辗转反侧想好的，我知道这个时候最忌讳说废话，于是言简意赅的表态了三点，一是肯定要查明矿难原因，给大家一个交代，二是善后赔偿，这一点会跟矿老板谈，赔偿金额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一分不少，必要时会请公安部门和法院介入，最后第三点，就是严肃追究责任人，这个由上级调查定论，我请他们相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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