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杜宝安回到了乡政府，我让安监站长赵连友找来有关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和法律文件，还有一些警示教育用的相关案例，就让他先回去。
尽管从接触来看赵连友这个人的人品还不错，但我还是不能让他参与进来，因为我不确定他跟谁有关系，在这个关头，我必须小心谨慎。
我跟杜宝安研究到了很晚，从那些资料中也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些矿老板之所以被判刑，最直接的原因是有逃逸和赔偿金额不到位的情节，没有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引起信访问题才迫于压力给予了处理。
看到这里，杜宝安长出了一口气，因为他哥不仅没有逃逸，反而还主动去投案自首，这对杜宝平来说很有利。
钱不是问题，杜宝安为了他哥不仅不心疼钱，而且他还主动提出要给乡亲们多赔一点。
我点点头，从那些资料中其实不难发现，这个事就属于民不举官不究，只要善后赔偿到位，不闹出乱子引起信访稳定问题，调查组应该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我被姚援朝和刘文才栽赃陷害的事，这个问题很棘手，我问杜宝安，姚援朝和刘文才有没有跟他签订类似协议之类的证据。
杜宝安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一拍脑门，有些无语，这杜宝安可真够傻的，他就没想过万一这俩人不认账怎么办吗？
虽然有些失望，但其实也并不觉得意外，这两只老狐狸怎么可能会愚蠢的留下这种把柄。
不过杜宝安也并不完全没有证据，他说藏尸体的山洞里应该还有遗留的现场，而且他告诉我说乡派出所的指导员跟他有过命的交情，绝对值得信任，可以找他一起去取证，这样也能增加说服力。
我想了想，即便是这样，姚援朝和刘文才也可以一口咬定现场是伪造的，还是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但证据这东西多多益善，拿不拿出来是一回事，调查组信不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派出所的指导员叫孙景林，杜宝安把他找来后我们就打着手电筒连夜去了那个藏尸体的山洞，只找到了一些脚印和衣服碎片，但我还是让孙景林都一一记录下来。
回到乡政府简单休息了一下，一大早我和杜宝安就去了死者家，按照我时限告诉他的，一进门杜宝安就“扑通”一声跪下来，声泪俱下的说他开这个矿也是想着带领大家发家致富，从来没有想过要谁死，这次的事完全是个意外，人死不能复生，他杜宝安也没什么能做的，说着他拿出包好的五万块钱，表示愿意赔偿这么多。
在当时，五万块钱足足可以在县城最繁华地段连买带装一栋百十多平的房子，更何况在坎杖子这个地处偏远贫困地区，这绝对是常人一辈子都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由此足见杜宝安的诚意，我也在一边帮腔，再加上杜宝安的为人大家平时也有目共睹，所以很顺利的就跟死者家属达成了和解，不仅当场表示不会再追究宝安金矿的责任签署了赔偿协议书，连谅解书也没费多大口舌。
回乡政府的路上杜宝安喜形于色，而我却忧心忡忡。
因为手头的证据仍然不够充分，盘算着县城到坎杖子乡的车程，眼瞅着调查组也快到了，但我仍然不打算听天由命。
我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姚援朝为什么要答应刘文才合起伙来陷害我，这次事故按理说无论是我和刘文才谁来承担责任，他的责任划分都没有区别，身为乡党委书记，姚援朝只需要负连带责任就可以了，最多就是一个党内警告，他这么做是完全没有必要，反而还有一个被揭穿而被处理的危险。
我想了想，觉得在调查组着手调查之前，我有必要想办法和姚援朝先单独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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