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璧所得的军情虽然号称机密，可过不几日，不知怎地，惠州城里就尽人皆知了。五月初一日，赵显的哥哥、七岁的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
大宋又有皇帝了，尽管他每隔一阵，便不得不搬一次家。
新朝廷大封功臣。在那口耳相传的长长名单里，不仅有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一直追随皇帝左右的忠臣，还有一个文天祥。他被封为观文殿学士、侍读、通议大夫、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一连串的头衔和职位，老百姓说来说去，也分不太清楚。
奉书从哥哥那里听到消息，几乎是尖叫着跑入内堂，正撞在母亲身上。她大叫道：“爹爹又被封官了！他还在带兵！”
母亲却泪光莹然，说：“一下子封了这么多头衔……朝中是不是已经没人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坏消息。淮东、淮西尽为元军占领，那个曾中了反间计的李庭芝一直坚守奋战，直到被俘，最后不屈而死。元将李恒——便是那个文璧最为忌惮的将领——已经平了江西，家乡终于沦陷。阿里海牙平了湖南，正向广南步步推进。忽必烈传檄招降，降书如雪片般飞进蒙古军营。到了六月，广州守将献城投降。
奉书突然想到那些滞留在广州的波斯人。
广州紧邻着惠州西部。此时惠州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城外天天有士兵操练，号角和鼓声从清晨一直响到傍晚。奉书在二叔的书房里发现一张大大的地图，每当某处州郡陷落的谍报传来，他便在地图上用红笔圈一个圈。到得后来，纸上密密麻麻的一片血红，疏密有致，像病人在春天出的疹子。
七月，正是天色最热的时候，消息如清风般传来，文天祥已到了福建南剑州，在那里开府募兵。一时间，各地豪杰奔走相告，义军纷起响应，当真有一呼百应之势。
奉书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便想问二叔福建在哪儿。但文璧每日早出晚归，不是操练军队，就是召集幕僚开会。她不好意思去打扰他。
她悄悄进了他的书房，趴在那张大地图上，眯着眼睛，一点一点地读那上面州郡县邑的名字。大部分的地名她都不认得，但她知道，每一个州郡的名字，都代表了很大很大的一片土地，但那些地方全加起来，比起让蒙古侵占了的大宋江山，却还是微不足道的一小块。
终于找到了福建路，南剑州。她惊喜地发现，居然离惠州不算太远。而且，那里的红圈圈还很稀疏。她痴痴地盯着那地图，仿佛看见了父亲带兵打仗的英姿。眼前的“南剑州”三个字上，似乎浮现出了一个坚固的城楼，无数骁勇善战的士兵排成阵势，大声呐喊，气镇山河。
但过了不久，文璧几乎是摔着门进来，把她吓了一跳。他手中拿着一叠公文，脸色难看得吓人。
“元军大举进攻福建，南剑州知州王积翁弃城逃跑，现在已经做了鞑子官了！”
奉书一怔，眼前那虚幻的城楼就“啪嗒”碎了，半天，才小声问道：“那爹爹呢？朝廷怎么办？”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府衙。元军攻下南剑州，继续进军福安。福安就是福州，是小朝廷的行宫所在。福安虽有数十万宋军，却不敢迎战。张世杰等人护着小皇帝逃到了海上，开始在漂浮的海船里上朝。
而文天祥带领的督府军，成了大宋在陆地上的最后一支正规部队，和李恒正面相抗。人们说，李恒是出了名的用兵诡谲、心狠手辣，而文天祥的军队深得百姓支持，地利人和。双方互有胜败，督府军也行踪不定，时进时退，在汀州、漳州辗转支撑。
这些军情上的消息，奉书也听不太懂。但有一样，她无法不注意到：那些逃来的难民，一个个都瘦得像纸一样，好像挨了几年的饿。有些人逃来时，怀中紧紧抱着的，是小孩子的尸体。
新年转眼又要到了。她又开始剪红纸窗花。以前她酷爱动手剪纸，剪的那许多花样，匆忙中被留在了江西老家，一张也没有带来。现在想来，怕是早就让蒙古军队烧掉了吧。
她不再期望能见到父亲。她知道，父亲和家人之间，隔着几千几万个凶恶的蒙古人。伯颜、阿里海牙、阿朮、李恒、张弘范……那些名字被流民心惊胆战地重复了千百遍，每一个名字后面都仿佛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妖怪——尽管有些人的名字，似乎不像是蒙古的。
所以她不再等父亲。每剪好一张红窗花，就把它贴上墙，贴上窗，贴到自己房间的每个角落。终于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的房间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竟然像极了那张满目疮痍的红地图。她尖叫一声，跳起来，把满屋的红窗花撕得干干净净。
城里慢慢开始有了谣言。有人说，等到春天的青草长出来，蒙古人的马儿吃饱了，第一个要进攻的便是惠州。有人却说，广东气候太热，蒙古人水土不服，早晚会撤，大伙只需静待时日即可。有人说，循州、潮州的守将都已经通敌，难民们经过那里时，亲眼看到城里走满了黄头发、红眼睛的蒙古人。还有人说，蒙古人杀人太多，已遭了天谴，他夜观星象，不出半年，那忽必烈定会满脸发黑、七窍流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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