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办报不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而事在说‘是’前，可行性的研究，以及种种举措都已是在朝堂上认真的商讨过了。
譬如说这办报的钱从何而来，这是一项公益性事业？还是一项盈利性事业？
朝堂诸公商议一致以为，首先这是垄断性事业，民间的报禁仍是是实行，不准放开。
垄断就是为了保证盈利，以往的通政司的邸抄，都是由民间报房私下发售，因为林延潮当年上谏的事后，这些报房都被殃及池鱼，尽数取缔了。
但是生意是断不了，民间报房还是在暗中在做。
现在这官方报纸一出后，朝廷立即下了更严格的禁令，不许民间报房经营，等于将这一块的生意完全由朝廷垄断起来。
还有就是邸报，邸报之事就是隔一段时间一出，或者是朝堂上有什么大事，比如官员大规模调动，太子登基等等，会出一个加急版。
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都察院的‘皇明时报’，就是采取了林延潮当年办报的经验，以一旬两刊这样固定时间发行。
其实都察院当初命名为‘皇明时报’，其实满朝官员心底都是不服的，你一个报纸居然冠以国号，这不是三大报纸中以你居首吗？
但是没办法，现在言官的势力大啊，谁敢不服。
没有报纸时，就有公论出自于科道之说，现在有了报纸，言官更近一步把持言路。官员们其实对于新事物并不迂腐，当初他们从林延潮上谏时看到了舆论的厉害，所以言官们第一时间要将这利器把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言官们还从林延潮手中学到了‘社论’这个大杀器。
都察院会在每一版的皇明日报上，选一个重要，影响大的朝廷政策，再由资深，笔力雄厚的御史进行一个社评，向天下官员，士子，解释朝廷用意何在。
这样的手段，当然是为了将人心凝成一条绳，也是向天下万民阐述为政者的思路。
有了这社论，这皇明时报再也不是原来邸抄那样枯燥无味的时政一览，而是赋予了报纸的生命。
每个官员都可以从时报的社评中理解思路，并对此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而不是一味的在那里瞎猜，或者由那些‘见微知著’的人分析给你听。
都察院的皇明时报，原来即是通政司邸抄的内容，销路本是不愁，但有了社论后，更是洛阳纸贵。
至于礼部的报纸，则名为‘天理报’。这是礼部官员被都察院‘皇明时报’抢先后，自己选了一个名字。
皇明再厉害又怎么样？还不是受命于天？而且这天理二字，又是出自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
天理报办报则倾向于教化。
不过别以为叫这个名字，这天理报就是有一堆腐儒在那边写酸臭文章，没有人爱看。
操办天理报的正是原来燕京时报的主编，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郭正域。
郭正域当年从林延潮那学了很多，深知办报纸这样的事，不是自顾自说自己的话，一定要先迎合人心，先有了销路，然后再慢慢贩售自己的思想。
这也就是找准目标客户。
他主编下天理报的内容，比如宣扬节妇，哪个府哪个县某某氏为丈夫守节二十几年，为族里敬重传为佳话。
宣扬孝子，哪个府哪个县某某读书人为了侍奉亲人，辞掉了功名，在家尽孝十几年。
忠臣，死节，孝悌，故事具体详实，令人看得动容，甚至潸然泪下。
还别说士大夫们还是就是喜欢看这个，正是古有二十四孝，今有天理报。
故而天理报一出，礼部就摊派地方府县购买，以驿站传递的方式下发，然后省府县一级一级下去。
对于地方官而言，考绩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教化，有了这天理报，如有神器在手。而地方若有什么孝行，地方官们也会主动往天理报上去报。
于是天理报一办，引起满朝喝彩。
而主持此事的郭正域，升户部郎中。
郭正域虽说是升官了，其实也是调离了他创立的‘天理报’这一块。原因在于郭正域再度拒绝了申时行对他的招揽。
申时行宰相肚里能撑船，或者也是看在林延潮的面上，没有将郭正域贬斥，而是调离了礼部。
而接任主办天理报是申时行的另一弟子汪可受。这当然就是给礼部尚书沈鲤掺沙子了。
郭正域不说，无论事皇明时报，还是天理报都是一炮儿响，对于翰林院现在而言，则是亚历山大，林延潮面临着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老师的局面。
得到了徐显卿支持后，林延潮于翰林院里商议办报之事。
办报之事不同于修大明会典，穆宗实录，这是一个接触实务的机会，翰林们都是很有期待的。
但是自允许办报开始，林延潮却一直蓄而不发，却令众翰林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其实从都察院的皇明时报，礼部的天理报成功后，林延潮也是考虑翰林院的报纸定位在哪里。
虽说朝堂诸公议论时，曾经提出让翰林院偏重于‘文章科举’的方向，但具体操作上又是如何？
现在在检讨厅里，参与办报的翰林都来了。
方从哲，叶向高，李廷机这几人都是林延潮在翰林院中的心腹，当然也少不了林延潮的同年萧良友，好友孙继皋。
另外杨道宾，孙承宗，庶吉士里袁宗道，陈应龙等等都有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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