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身体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此时的杨峥亦有所感，既然科学上不行，文艺上那种现代的诗歌，这帮自小诵读诗书的士大夫有欣赏不了，唯有思想改变了。
思想除了诗词歌赋外，最能改变的人的认识，就是哲学了，说他能改变，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汉字哲，就是折法，表示尺度，不同的折法不同的度量。这是聪明、智力的根本，是指向智慧的路径。哲，古通喆，意谓“旗鼓相当、实力相衡”的意思；学，意谓前人对规律的总结与沉淀，施予后人修习、磋磨。而以产生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是倾向于探讨研究“人与物”的关系为基础的，以其理性的、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是以“有知验证未知”的方式开展的；而以产生中华文明为代表的道、是倾向于探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是以“有知探索未知”的方式开展的。这导致西方哲学以其“辅佐证据”的验证方式，在探索“人与自然”中显得匮乏、局限。李泽厚先生说“哲学终结，思想开始”便是此理。也就是说，哲学他它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与真理，而本源是朴素存在的，真理普遍适用的——所以不论东西方，一切智者的智慧活动，最后都会升华为对哲学的追求。
这种东西，对大明眼下最需要的。
虽说中国自战国时就不缺乏哲学，百家争鸣时代的，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鬼谷子，以及汉代的董仲舒，朱程理学以及后来的王阳明的心学，这些都是中国的哲学，他们的学说丰富多彩，却又各有不同，这也是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东方的哲学，广义的形而上学。“就是对人的生活的价值、意义的追求，其内容是对人生的眷恋、感伤、珍惜和了悟。《童子问易·形上赋》回答了哲学是否会“空心化”的问题。
而西方注重实践，因此产生了近代物理学，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注重思想，因此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如果说西方哲学是根据对身边物质的认知慢慢发展的，中国的哲学一开始就从宇宙去思考，远远走在西方哲学的前面。西方物理学至少要达到对太阳系的探索完成，其哲学才能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水平。（因为西方的哲学源于生活，只有在物质发展达一定程度，思想才会发展。而中国古哲学已经超越了物质，到达了宇宙层面。西方哲学就像一个一边赚钱，一边提升自己思想境界的人，不断提升自己。而东方哲学更像一个已经拥有了千万富翁看破一切的心态但物质层面却没跟上要求）
对于这种认识，诸子百家时代各大家就有了这种认知。
儒家其中心思想乃“仁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人际关系以五伦为依归，有一定的规范。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对待；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对于其他人博爱。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重视追求知识，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生活工作的人生，小孩子的时候，就倾爱父母；年轻的时候有了女友（恋人），就倾爱恋人；婚后有了妻儿（配偶爱人和儿女），就倾爱爱人和儿女；当官员、公务员（广义地说是职员），就倾爱君主（及或上司）。这种认知学说，建立在“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这种主张，更多的表现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所以有出世入世一说，这就是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儒家的教育目的，在于以发扬人性、完成人格为起点，直至达到建立仁治之国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才，或者多才多艺而不仅仅是一才一艺，或者在一才一艺基础上能触类旁通，也即专才和通才的结合。
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儒家重义轻利，以义为本，以义导利。尊重利用自然市场经济规律，反对违背破坏市场规律，同时反对操纵市场，但认可“待价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视科技及在物质上的实用，提出了“用力少，见功多”的原则，并发展出了实学，但同时注重全面的人格发展，反对把人变成物质的工具。儒家形而上学在以后的理学、心学中进行了展开。儒家相当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在杨峥看来，这种哲学并不如西方任何一道哲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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