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徙建成“都”，第三次迁徙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他明白这一点，这些年来，也一直这么做，自问才学、政务、军务上不如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登基之初，便将这等权力放手，以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自己按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自己进行“批朱”。
各种大事不必通过皇帝而可以下达全国，而皇帝也不必面对全国堆积如山的奏折，从而耽误了国事，从父王去世，到如今已有五年，五年里，他越发明白治国之道，治一个国家，靠着的不是皇帝，而是天下臣民，皇帝要做的不是什么要做，去管，去指手画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顺其自然、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当然了，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用圣贤的话儿说，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在他看来，历代明君中，唯有汉景帝，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算是做到了，至于自己，他自问做到了这一步，首先他将自己放在了一个最恰当的位置上，绝大多数时间配合大臣们的要求，自己绝对不去干预那些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那里面比他强的人多多了，比如怎么样搞政治，他肯定不如杨士奇，怎么样练兵，他肯定不如杨荣、就是道德上，他自问做不到孝，仁，礼，信，勤，义的道德典范，既做不到何不苦苦撑下去，弄得自己不痛快，群臣也不痛快呢，内阁和各部院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没有他事必躬亲，没有他指手画脚，也能照常运转。这五年的效果就很明显，父王留给自己的摊子，不能说差，但也绝说不上好，首先自己的几个叔父，个个图谋不轨，拥兵自重，不说江南的赋税，百姓的困苦，安南的战乱，北方边境鞑子的隐患，国家户部的困境，这哪一样都足够他累的，但他不累，事实上从登基之初，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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