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份辞职报告？”郭立明问。他有点儿着急了，因为去机场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你知道？”修小眉略感意外。
“我不知道。修大姐，请抓紧时间，说最重要的：你究竟觉察到了什么？要我做什么？”
“等我把那两页信纸从地上捡起，他就醒了。见我拿着那两页信纸，他显得特别紧张，就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到底看了没有；还一再告诫我，不管我看到什么，都不许跟任何人说。我告诉他，我什么也没看。实际上我是看了。信写得很短，也就三四百字吧，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为K省发生的一切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辞去省委书记一职……今天，也就半个小时前吧，他又打电话给我，一是吩咐我召集家人，再一个就是叮嘱我，在他从北京回来前，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份报告的事。我问他，这次去北京最主要的是谈他的辞职问题吗？他批评了我，说这种事不该我问。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非常听话的，从来不过问家政以外的事，但这一回希望他能冷静一点儿，慎重考虑这个辞职问题……我没把话说完。我害怕他会像以往那样，只要听到我们这些子女对他工作方面的事发表言论，就会扯着嗓门儿打断我们的话……但今天他没有。我停下后许久，大概有半分钟，也许都有一分钟，他居然一直保持着沉默，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声‘在我回来前，替我管住志和、志雄他们……就这样吧……’就放下了电话……”
“情况我知道了。你看……你看……要我做点儿什么？”郭立明拿起出差应急时用的公文包，急切地问。
“劝劝他……劝劝他……真的去劝劝他……”说到最后一句时，修小眉显得异常着急。
等郭立明放下电话赶到楼下，贡开宸正在和来送行的省长邱宏元、省委副书记宋海峰、省委秘书长高昌小声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谈因他突然去北京，而不得不延期举行的省社科院理论研讨会的事。贡开宸上任伊始，便要求省社科院组织一次大型的理论研讨会，约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卓越的实践工作者（退休的省、市长或在位的大企业家），就K省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对今后几年的展望，做“无约定”的讨论和评判。以后，便形成了“制度”，每两年举办一届。时间大约都在秋末冬初。现在又到研讨的时候了。社科院方面，一切准备工作也都就绪。贡开宸的意思是，研讨会还是如期举行。但邱和宋的意思是，这个研讨会无论如何要等贡回来再开。“还是等一等吧。等你从北京带回什么新精神，一起研讨。”邱宏元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说道。说罢，他还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并十分感慨地拍了拍贡开宸。贡开宸没再坚持。他当然明白，他们坚持要延期召开这个研讨会，所等的不是一个“新精神”，而是一个“新动态”—等待中央对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在等中央对贡开宸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假如中央决定要改组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撤换贡开宸，理论研讨当然就得适当地往后拖一拖，甚至这样的研讨会还要不要举办下去，都得看新来的一把手的意图，从长、重新计议了。
“走吧。放松一点儿。”邱宏元压低了声音，把整个身子凑近贡开宸，微笑着指了指天，对他说道，“问心无愧嘛。放松点儿。”
贡开宸只是默默地笑了笑，用力地握了握老邱伸过来的那只大手。邱宏元两年前才调来K省，年龄跟贡开宸相仿。但他出身“名门”，父母都是中共延安时期最早的一批高级技术专家，也是党内早期留学欧洲、后来回国投身革命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型干部。但两位老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一直也没有从政从戎，一直奉命坚守在工程技术岗位上，这也是较为罕见的。邱宏元是从另外一个省的省长职务上平调到K省来任省长的。那次调动也是非常突然，十万火急把他请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向他宣布中央有关决定，谈话一共才进行了十五分钟，并要求他第二天就去K省报到。整个谈话过程中，邱宏元一直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些详尽一点儿的指示和解释，因为他听说K省前任省长是因为跟现任省委第一把手贡开宸没法协调工作关系，才“被迫”离任的。这情况是否确切？他去了后，应注意些什么？等等。但奉命来向他宣布中央决定的这两位领导却完全没涉及这些“敏感问题”。（是有意回避？还是因为没有得到相关授权？或许是在这样的重大场合，本来就不宜谈这一类太具体的问题？）最后，他们只是强调：“宏元同志，明天下午三点以前，你必须赶到K省。不会有什么困难吧？三点，他们将召开省直机关的处以上干部大会，由中组部的领导去宣布中央的这个任免决定。会议通知已经发出了。”
许多人都为邱宏元能不能处理好与贡开宸之间的关系而担心。因为，他们认为，前任省长的政治经历和个人能力都似乎要强过邱宏元。既然连前任省长都没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又何况他呢？但出乎这些人的意料，邱宏元到任后，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和贡开宸之间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关系，也建立了相当契合的私人情谊，极大地解除了中央的一个忧虑。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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