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因果。
魏公公本人虽然深得万里之外的教皇保罗五世信重，授予全权处置东方教区的大权，但对于东方教区所属的原耶稣会在日所做所为，公公本人还是不以为然的。
早在三个月前，公公就在特区的大教堂听取了郭居静所做的日本天主教运动报告。
这份报告是郭居静应魏公公吩咐，专门派人联络日本耶稣会成员，经过多方的、系统的、结合早前日本耶稣会发给澳门耶稣会及教廷的诸多报告，综合撰写的一篇可谓极为详尽的报告。
通过这份报告，魏公公完全了解了日本天主教发展的来龙去脉，但在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时，公公对身边正在努力完成《魏公文选》第六卷的阮大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份报告带有很浓厚的色彩偏见，是唯心的，而非唯物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
偏见，是这份报告彻头彻尾的展示。
偏见来源于日本政府对天主教的所谓压迫，但偏见更来源于那些传教士们的胡作非为，以及自诩正义。
毫不客气的说，公公认为幕府对天主教徒的镇压，实际是天主教徒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因为，那帮子西方来的红毛鬼子们太想当然了。
从时间上讲，天主教进入日本不过才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曾受洗礼的肥前国大村的领主大村纯忠，把十年前开港并正在发展为日本西部最大贸易港口的长崎，与其附近的茂木一起捐赠给耶酥会，并允许耶酥会在日本领土上拥有属于教会的基地。
有了长崎这个传教之地，从西方来的传教士们便开始了大规模传教，他们采取强制手段让肥前国的国、郡官员们信教，再通过这些官员发出命令强迫所有居民入教，并骚扰各地。
本质上同公公前世那些洋鬼子们并不区别，所发展的信徒和二鬼子们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不需要做过多调查，公公也相信肥前国等地必然会有“倚教欺人”的现象存在。
“教权岂能大过政权？教务岂能干涉世俗？”
公公冷哼一声，连他老人家都懂的道理，丰臣秀吉一代人杰又能岂不懂。
丰臣秀吉当然懂，所以他迅速颁布禁教令，开始逮捕传教士和部分信徒，并从耶酥会手中收回了长崎与茂木。
这便让耶稣会的教士们二十年心血化为乌有了。可即便如此，那些教士们也没有离开日本，而是赖在日本不走，丰臣的死亡将这个问题留给了德川家康。
此后，便是德川幕府主导的镇压天主教运导，继而引发了日本天主教倒幕运动，又戏剧性的让汉人颜思齐成了日本的倒幕英雄。再之后，便是紫袍加身的庞麦臣阁下亲手主导的天主教讨日战争了。
征服日本，军事上的征服是一方面，文化和宗教的征服更是一方面。
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魏公公在具体听取那几个在日本天主教有影响力的信徒和教士的汇报后，总结了几个矛盾点。
第一点就是教义的矛盾。
天主教义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且完全抵触。
第二点就是天主教的排它性，天主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
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天照大神化身”的德川统治者来说，更不能容忍。
此外，天主教反对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统治阶级的传统对立。
这些矛盾点结合在一起，哪怕没有新教基督国英国、荷兰商人对西班牙、葡萄牙旧教天主教士的中伤，日本政府也绝不会允许天主教在日本继续发展。
便是放在大明，哪怕魏公公是庞麦臣大主教，他也不可能让天主教的旧教义在中国传播。
所以，改良天主教义，坚持中国化道路，否定天主教的排它性，将上帝与东方文明神话结合在一起，才能让天主教真正的为公公所用。
去年公公在北京南堂召开的中国化道路工作会议中，就教义改革公公曾经提出若干点。
“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人口数量占据第一的皇明一定要在宗教领域盖过人口较少的族群。”
“和西方的交道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天主教、基督教乃至各大教派于西方各国人民的影响，信仰这个东西我们不去争取，不去控制，不去把握，我们的敌人就会加以利用。”
正在编缉的《魏公文选》第六卷中有关宗教部分就引用了魏公的几次讲话。
私下里，魏公公更是毫不避讳的和郭居静等人提出，东方教区现在及未来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将天主教世界的领导权接管过来。
“如果我们的教区面积最大，如果我们的信徒人数最多，如果我们的圣斗士们最强，为什么我们还要听从梵蒂冈的命令？”
“教宗、教皇又为什么一定要由西方人担任？难道东方人就不是上帝的子民了么？”
同样的道理引用在日本，也同样适用中国化（东方化）。
日本，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
魏公公很明确的对那几个日本天主教人士提出今后天主教应当和儒教、佛教、神道教融合，入乡随俗，只有争取到多数人的赞同，天主教才能为上帝争取更多的东方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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