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门洞里，漆黑一片，可以说是你手不见五指，又冷得很。廖红宇站了一会儿，让自己适应了门洞里的这一片漆黑，然后伸手摸墙上的灯开关。就在她的手快要接触到灯开关的那一瞬间，突然有人从后面低低地叫了一声：“廖红宇？”（后来她分析，这是那帮家伙动手前在做最后的确认，他们不想砍错了人。）廖红宇一惊，回头应了一声：“谁？”黑暗中又有人闷闷地问了一句：“你是廖红宇吗？”廖红宇本能地把皮包往怀里一抱（事后她说，当时以为自己遇到了劫贼哩），大声呵斥道：“你想干啥？”接着便有一个凶猛的声音从一旁窜出：“想送你回老家！”只见隐隐地刀光一闪，廖红宇只觉得自己头皮上冰凉地一麻，身子着了重力似的摇晃了一下，脸上便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淌。她赶紧捂住自己的头，一边仓皇往楼上跑，一边喊着：“杀人了！杀人了！”
这时，迎面站起一个黑影，照准她的头部又是一刀。
廖红宇一下子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她没有停止叫喊，但声音显然已经有些嘶哑了：“杀人了……快来抓坏人啊……有人杀人了……”又有几条黑影周上来，对准她砍了三四刀。廖红宇在地上挣扎、爬动、喘息，低低地叫喊：“快……快……快抓……抓坏人……”事后分析当时的情况，楼里住着那么多人家，我们不奢望他们一起冲出来逮住这些暴徒，但至少可以做到在听到门外的叫喊声后，赶紧冲出来，齐声叫喊，把暴徒们吓跑，让廖红宇少挨几刀。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住二楼的一对年轻夫妻闻声已经冲到门口了，却不敢再往外冲了，他俩浑身打着战，在门背后呆站着，完全吓呆了。三楼，住着一个单身中年男人，租的这房子大约有半年工夫了，每天打的上下班，谁也弄不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从来也不跟楼里任何人打招呼。他听到外间的动静后，只是摸黑坐在破旧的沙发里，紧紧地抱着那只凶恶的狼狗，瞪大了双眼，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倾听着，却一动也不动。但还是有几家的门打开了（一道道灯光顿时从这些门里窜出），也出来人了，但头几分钟里，他们只是在自己家门前低声言语，相互询问：“咋回事儿？”“搞什么名堂呢？”……谁也没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了一起行凶报复杀人的恶性案件。
一直到廖莉莉听出在楼下求救的是她妈妈，惊叫了一声：“妈——”便向楼下冲去时，他们才纷纷惊醒，跟着往楼下冲去。这时，几个歹徒相互掩护着，已有计划地分批撤出“阵地”，坐上那辆没有挂车牌号的桑塔纳旧车，扬长而去。
廖莉莉抱起倒在血泊中的廖红宇，一个邻居老先生忙提醒她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时廖红宇头上的伤口已火烧般灼疼起来，被切断的皮肤血管肌肉筋腱凶凶地好像都要爆炸了，汩汩流下的血已把她的眼睛整个糊住，但廖红宇还竭力保持着清醒。她挣扎着让廖莉莉先不要叫救护车，先扶她去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离小区不远，就在煤气站隔壁。但不知为什么，当晚的那个值班民警对依然还血流如注的廖红宇极其冷漠：“你就是那个廖红宇？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人打架？”廖莉莉一听，肺都要气炸了，真想冲上去揍他一顿，但此刻不是打架的时候，只好强忍着气愤，咬着牙喊道：“谁跟人打架了？是他们砍了我妈！”
那个值班民警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看他那神态，事先好像是得到过某种“暗示”。比如说是这种暗示：“嗨，哥们儿，今晚你值班？保不齐会出什么事哩。要是有个姓廖的丫挺的脑袋开了瓢，你少管那闲事。这丫挺的，最不是个玩意儿了，吃饱了撑的，净他妈的装孙子，跟咱大哥过不去。”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幕后交易，就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晚，他自始至终对报案的这对母女持爱理不理的态度，连笔录都没好好做，只是浮皮潦草地写了二三十个字，说了声：“行了行了，写个情况，回家等着吧。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们的。”就把廖家母女俩打发了，连现场都没去看一下。一直到“12·18”大案结案，杀害张秘书的凶手被押赴刑场，绳之以法，那晚对廖红宇行凶的几个凶手却还依然逍遥法外。
生活中，我们都痛恨腐败和腐败分子。数落这些人和事时，我们都能做到咬牙切齿，挥斥方遒。但一旦“腐败”笑嘻嘻地扭动着腰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贴近你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她”挺可爱，因为“她”能超规范地满足你种种本能的欲求，种种消费的欲求，让你轻松获取轻松——以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规范为代价。这时，你会讨厌像廖红宇那样的人，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不谙世事，没有人味儿，视之为“怪物”，轻则疏离他们，甚至于处处跟他们过不去。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喜欢他们，但至少在他们迫切求助时，都能伸出手去拉一把。中国进步到今天，只知道拿一块馒头去蘸革命者砍头后流下的鲜血治自己儿子的病的人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但是拿着其他种种的“馒头”去蘸“改革者”和“反腐败者”的鲜血，以望填满个人欲壑的人，绝对还没有绝迹。至于为了一己私利（往往只是蝇头小利）而麻木不仁地助纣为虐的事情也许还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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