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帝登基后下发了一系列的诏命，其中有一道诏命虽然不引人注意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正统帝遵从宣德帝的遗诏，正式确定北京城为大明的帝都，而不再是“行在”。
这意味着北京城的各部院衙门的公章将由“行在某某衙门”变成“大明某某衙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避免了迁都之苦，结束了朝廷中两派大臣围绕迁都与否的争论。
由于正统帝年幼，大明的朝政正式落进了以杨士奇和张辅为首的十二名辅政大臣手里，虽然李云天并不是宣德帝遗诏中明确任命的辅政大臣，但是却具有辅政大臣的身份，因此在那些辅政大臣商议朝中的大事的时候他都会参与其中。
原本，按照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张太后的意思，想要让正统帝下一道圣旨，正式任命李云天为辅政大臣，这样可以名正言顺。
不过李云天婉拒了太皇太后的好意，他现在手头的事务太多，哪里还有精力去处理朝中大大小小的事务，所以在他看来没有辅政大臣的头衔挺好，否则必将被朝廷里的琐事所困扰，至于辅政大臣的虚名他并不看重。
况且，正统帝一承大统后，京城的势力格局必将重新洗牌，届时各派系之间一定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展开新一轮的争斗，而辅政大臣们将会是这场漩涡的中心，李云天可不想介入此事白白地耗费不必要的精力，他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
这两件重要的事情是宣德帝的遗愿，一是扩建京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京城不仅越来越繁华而且人口越来越密集，现有的京城已经无法再容纳下庞大的人口，故而必须要扩建京城。
二是平定倭患，自洪熙朝以来，沿海的倭患日益猖獗，甚至发生了数十名游荡的倭寇在南直隶横冲直撞，不仅令南直隶的军队束手无策还吓得南京城关闭城门的闹剧，故而宣德帝对倭患深恶痛绝决心将其根除，还沿海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宣德帝驾崩前，特意把扩建京城和平定倭患的事情交给了李云天，在他看来大明除了李云天外无人能做好这两件事情。
原因很简单，扩建京城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大明最能赚钱的就是李云天，其余的大臣根本就没有生意头脑，而单凭税赋很显然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城建工程，再加上李云天有着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不必担心有人上下其手捞取好处，故而是主持扩建京城事宜的不二人选。
至于平定倭寇，宣德帝已经在李云天的影响下意识到要想清除沿海的倭患在于“疏”而不在“堵”，毕竟现在的倭寇超过一半都是大明沿海为生计所迫的贫苦百姓，因此如何改善沿海百姓民生是一个关键因素。
纵观大明朝廷上下，治理地方的能力无人比的上李云天，连交趾和辽东这种蛮荒苦寒之地都被李云天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些沿海地区的百姓更是不在话下。
尤为重要的是，宣德帝从交趾的海外贸易上看到了与海外国家通商的重要性，再加上李云天提出经营琼州岛和小琉球岛以消除倭寇在海上根基的建议，使得宣德帝有逐步放开海禁的想法，他相信老成持重的李云天能办好这件事情。
因此，李云天借着扩建京城和平定倭寇的由头，成功从京城纷繁复杂的政局中抽身而出，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讲武堂的地盘和产业，反正讲武堂的利益与朝堂上各方势力的利益也没有冲突。
按照宣德九年制定的计划，李云天将在宣德十年前往东南沿海率水师清剿倭寇盘踞的琼州岛和小琉球岛，只要将这两个地方拿下的话倭寇在海上就没有了落脚之地。
三月下旬，就在李云天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南下事宜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太皇太后的懿旨，让他进宫见驾。
李云天接旨后不敢怠慢，连忙乘坐马车急匆匆赶去了紫禁城。
由于正统帝年幼朝中的文武大臣本想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以皇祖母的身份代正统帝行使皇权，毕竟皇权掌握在天子手里，杨士奇和张辅等辅政大臣虽然权力显赫但终究只是辅佐正统帝的臣子，在国家政权事务上无法越俎代庖，需要太皇太后来定夺。
不过，太皇太后以明太祖的祖制为由拒绝了垂帘听政，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对朝中的事务放任不理，正统帝现在无法亲征她岂会将朝中的大权交给朝中的大臣？
可太皇太后再厉害也只不过是一名女子，对政务上的事情并不精通，因此她就效仿了宣德帝，重用了被宣德帝所扶持起来的司礼监，将辅政大臣们所上报的奏章交由司礼监的太监们审核，然后将结果上报给太皇太后，用司礼监来牵制那些辅政大臣。
由此一来，原本陷入困境的司礼监在宣德帝驾崩后迎来了新的曙光，有了新的靠山。
然而，与先前宣德帝时期不同的是，因为宣德帝把一些权力下放给了辅政大臣，所以辅政大臣上报给太皇太后的都是朝廷的大事，其余的日常事务可以由辅政大臣议决，这样一来司礼监的权力也相应被削减，使得其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与辅政大臣相抗衡。
宣德帝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正统帝登基后内廷和辅政大臣们争权，那样的话大明的政局将会被搅得鸡犬不宁，为了使得那些辅政大臣能安心处理政务宣德帝故意限制了内廷，以免与辅政大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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