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冯如有些失神，随即反应过来，一拍手掌大声道：“对，就是空军！是啊，时不我待啊，可我现在被困在这里，我怎么能出去，而且清廷既然已经盯紧了我，即便我去了上海，那里也依然是大清的天下啊！”
青年笑道：“先生大可放心，我的老板已经为您建好了全世界最好、最大、设备最为完善的飞机制造厂以及研发实验室，您在那里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您，只要您同意，我们立即想办法把您和您的家人秘密送出去！”
冯如十分激动地握着青年的手：“好好好，我愿意去，我已经等不及了！”
5月初，在铁血行动科的安排下，冯如一家安全抵达了上海，萧震雷专程从苏州赶来迎接，冯如对萧震雷如此年轻十分意外，但也变得很随意。
萧震雷筹建的飞机制造厂、研发室和风洞实验室让冯如十分满意，他欣然接受了萧震雷的聘请出任振华飞机制造厂的总设计师，然后又十分无奈地结束了萧震雷的约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准他亲自驾驶飞机实验性能，只能由专门的试飞员进行。
5月8日，在国内形势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实行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具体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哗然。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反清情绪的高涨，直接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
自去年九月开始，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明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在这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立宪派人士多次赴京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实行内阁制，可这内阁就是个皇族内阁，根本是换汤不换药。
立宪派请愿的目的本有两个，其一是速开国会，其二是责任内阁，速开国会的要求就已经被打了折扣，而责任内阁又完全是一个皇族内阁，这让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对拥护清廷之心瞬间冷却下来，包括曾经的铁杆立宪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在这件事情上，清廷方面可以说在政治举措方面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还不算，紧接着第二天。5月9日，清廷方面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且将铁路权抵押给四国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英镑。
要知道之前清廷早就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权力出售给了民间，而且粤汉铁路早已经集股兴建当中，清廷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朝令夕改，简直就是抢钱，都已经卖掉了铁路权居然还有无条件收归国有，这样的朝廷还有公信力可言吗？
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其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6月中旬，为抵制清政府出卖已集股兴工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利，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广东，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全国的保路运动由此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七月，萧震雷已经感觉到中华大地上的巨大变化，清廷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恰逢王亚乔派人说已经与南洋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联系好了，可以随时安排他与徐绍桢见面，而徐绍桢由于思想上也比较倾向革命，因此也想跟铁血救国党的首脑人物见上一面，在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这次的见面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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