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统计数字，低得让李啸有些难于置信。
这样算起来，平均每个县只有20多万亩耕地，人口仅有3万余人。
这些人口，也并不是平均分布，象南边的海阳，文登等县，人口要多些，每县大概有5万有余百姓，而处于当日登州城战乱地区的福山县，栖霞县等地，每个县中人口竟仅有1万余人。
李啸心下暗叹，除了登州本身土地贫瘠，难以供养太多人口外，亦可以想见，当日孔有德的叛乱，对登州之地破坏得有多么严重，这抛荒的土地与损失的人口，实在大大超乎了李啸的想象。
接下来，许秀清继续向李啸汇报，除了四个卫所外，已调查出，可开拓为耕种粮食的荒地，约为120万亩，只不过，因为登州地区多为贫瘠山地，这些将来可新开垦的田土，以中下品质居多。
即便如此，每个县也不过仅有30多万亩耕地，且多为中下田土。对比江南地区那些动不动就有一两百万亩土地的膏腴州县，李啸治下的登州府土地，倒似有如鸡肋一般。
另外，据许秀清禀报，在登州地区，还有可开辟为桑田的沙渍地，半干旱土地及轻度盐碱地约70万亩。
而除此之外，因为登州三面沿海，滩涂面积倒是极多，许秀清等人估算，最少有12万亩沿海滩涂，可以开辟成新的盐田。
在许秀清的报告基础上，李啸可以算出，120万亩可改为粮田的荒地，以每户20亩，每家约4口人计算，大概可以安置24万名百姓。而70万亩桑田能开发出来的话，以每户30亩桑田来计算的话，又可安顿9万余名百姓。
而12万亩的盐田，因其散落登州沿海各地，难于一并管理与开发，李啸打算，等粮田与桑田开发完毕后，再来开发盐田，以便按部就班地完成整个规划布局。
于是李啸给许秀清下令，让他再度前往河南、北直隶、南直隶、以及山东当地，招揽流民，前来登州各州县开发土地，安家定居，并且，李啸要求，这次务必一步到位，至少招收30万以上流民过来，以尽快实现登州的全面开发。
听了李啸的新的命令，许秀清笑了起来，他朗声道：“大人，现在我军常常在外招揽流民，早已名声在外。象我等前往河南等地之时，在每个州县街巷处，才打出招收之消息，便有大批流民闻风过来投奔，倒是免了我等许多找寻之功夫呢。”
李啸亦笑道：“国家以人民为根本，那些流民既视我军为求生之依靠，我等又岂能负于这些同胞百姓。听说，因我军连连去河南北直隶等地招揽流民，当地的流民数量已是大减，可是属实？”
许秀清忙道：“正是如此，现在临近我山东的外省州县，流民数量已是极少，我等需前往河南与北直隶内地，方可多招些人。毕竟流民穿州过县，往来不定，时有错过亦是平常。学生在想，象我军这样，动不动就是数十万的招揽流民百姓，这河南与北直隶等地，怕还是不够呢。”
听了许秀清的话，李啸大笑起来，一时陷入沉吟。
其实，他知道，自已所招揽的流民数量，在整个明末历史中，实为微不足道。
据历史学家考究，整个明末，中国有人口一亿三千万，最保守的估计也是近亿。
而在顺治七年时，除去西南等地，全国人口仅剩1400万，竟然损失了多达8000万的人口，实是骇人听闻。
要知道，战火波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总共的人口损失才不过5000万。
据统计，整个明末混乱的五十多年内，至少有四千多万的流民，死于战火与饥馑之中，而到现在为止，李啸总共招揽的流民和俘获的流寇家属加起来，才不过60多万人，就算再招上这30万人，也才不过近百万人，相比庞大的流民数量来说，李啸的流民招揽与安置工作，规模还是太小。
李啸心下暗想，现在河南与北直隶等地，因为流寇的主要活动地区在山陕及湖广，现在还算安宁，流民数量较少亦是正常。
如果自已真的要招揽大批的流民的话，可能去湖广与山陕等地，会更快捷一些。
也许，自已将来，可以直接派兵前往山陕与湖广，更大数量地招揽流民过来。。。。。。
李啸正在沉思之际，这时，许秀清忽然向李啸提了个新的建议。
“李大人，我军现在山东、台湾、济州等地粮田数量，其实已经足够供应我军全部人口，尚是绰绰有余并可供外销了，以学生看来，不如将登州那些下等品质的田土，改种成棉花，以实行我军布匹生产能自给自足，不再受制于人，岂不甚好？”
许秀清的这条建议，让李啸双眼一亮。对啊，现在粮食供应已然足够，为什么不能让那些下等田土改成棉田呢？
李啸脑海中，迅速地闪过了明朝真实历史上，棉花的生产与销售之事。
目前在明朝，种植的棉花是中国传统种植的短绒棉，这种棉花，耐干旱，耐盐碱，通常不夺占水田。可谓是除了改成桑田外，利用下等田土的最佳方式。
而在明朝，至于平均皮棉亩产，则是0.5担，价格是每担3.6两，或每斤0.03两。也就是说种棉花的话20亩可以卖36两，在目前的情况下，纯收入往往比种粮还高些。当然，因为布匹是日常必须品，而不是奢侈品，其利润率没有种桑纺绸那么高。
至于棉布，大约2斤半的棉可以织成一匹宽4尺长7丈的棉布，重约20两，传统织机要用3斤棉才能织成1匹布，损耗率达到60％。现在山东等地，最为普通未染色的棉布，批发价约为3钱银子。
在明朝晚期，中国便棉布开始畅销海外，由于价廉物美而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16世纪的万历年间中国棉布便开始远销南洋群岛，17世纪初的天启与崇祯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南洋的淡马锡和安南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运往日本。
而因为棉布的性价比实在低了点，与其开设大规模棉田与工厂织染棉布，不如把土地与人力投入生丝与烟草之类奢侈品中，获利更为巨大。
但是，在李啸军已有丰厚稳定的财源收入的情况下，如果能自行解决棉布生产的话，对李啸军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助力。
想到这里，李啸的双眼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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