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县回到家里以后，我直接去找那个木板厂的老板辞职，之前强顺为了跟我一起去帮春生，跟老板请假，老板不同意我们俩一起请假，强顺就直接辞职了，当时我就跟他说，回来以后我也辞职。
不过，我跟木板厂老板一说辞职，老板居然不同意，他说，你跟强顺两个都辞了职，我一下子上哪儿找人去，你得留下来再干一段时间，等我找着人了你再走。
我一听，就跟老板说，要我留下也行，不过强顺也得留下，等你找到人了，我们俩再一起走，老板听了有点儿哭笑不得，不过最后点头答应了。
随后我又劝强顺，咱先在这里干着，一边干咱一边找活儿，等找着活儿了咱俩再走，强顺有点儿不乐意，抬手指了指明亮的脑门。
之前说过，木板厂的活儿不适合强顺干，强顺为了我才留下的，那些粘木板的黏合胶里有毒，一直导致他掉头发，这时候他的脑门儿上已经有点儿秃亮了，头发明显比正常人稀少了很多。
我也于心不忍，但是，我们俩现在要真的辞了职，再去找别的活儿干，还得耽误一段时间，哪儿有那么多现成的活儿等着我们俩呢。我们这边一辞职，另一边立马儿就能找到活儿干？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了，强顺的儿子现在已经七八月大了，吃奶吃的特别厉害，奶水根本就不够吃，还得给他买奶粉，强顺要是一停下来不干活儿，这奶粉钱去哪儿弄呢？
唉呀，这就是生活，挣扎的生活。
我们俩在木板厂又干了能有一个多月，也可能是两个多月吧，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具体的真记不清楚了，再加上我自打结婚以后，就不再写日记了，之前那些事儿，都写有日记记录着，写过一遍就能加深一遍记忆，结婚以后的事儿呢，对于现在我来说，只剩下单线回忆了，有些事儿，在时间上可能会出现误差，这个肯定是避免不了的，谁能有那么强大的记忆力呢。
在木板厂又干了一两个月以后，秋收了，收割大豆玉米啥的，木板厂老板也是我们农村的，家里也有地，专门给我们这些工人放了一个星期的假。
不过，等秋收过后，水泥厂那边居然打电话招我们回去，说是水泥厂换了个新领导，要改变厂子里的局面，在厂子里挂着名、在外面打工的人，一律返回厂里点卯，谁不到开除谁。
我跟强顺这时候，还对这破厂抱有一丝希望呢，希望着将来有一天，我们俩能从“在册临时工”转成“正式工”，也就是转成铁饭碗，将来退了休以后，就有退休金养老金拿了。
也不管木板厂老板同不同意，我们俩撂挑子回到了水泥厂。
过去没刻意说过我们干的这个水泥厂，现在说一下，我们俩自打一进厂，就分进全厂最累的“成品车间”，这个车间有磨机，磨水泥的，活儿累不说，还非常脏，车间里整天灰尘满天飞，一天八个小时，几乎一直都是带着口罩的，就这样，下班以后把口罩一摘，往鼻孔里一抠，全是灰黄色的鼻泥，脸上身上，满满的一层，只要一咳嗽，吐出来的全是黑痰，你要是不嫌恶心，用手一搓那痰，明显能感觉到里面全是细微的颗粒，就跟我们二十一二岁时流行的那种磨砂洗面奶似的。
回到厂里以后，还是那熊德行，换个领导又咋样儿？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成品车间里照样儿还是又累又脏，不过有一点儿，勉强能发下工资不再给工人发水泥抵工资了。
往事如梦，很多事现在回忆起来，都叫我感觉恍若隔世了，还分外感慨。
记得，那是深秋的一个夜晚，我们下中班，中班也就是前半夜班，十二点下班。
下班以后洗漱完毕，杨二哥来找我们俩，当时因为厂子里的外地人大多数都辞职了，很多寝室也都空了，我跟强顺就顺便弄了一间寝室，我们不在寝室里睡觉，就上下班换换衣裳啥的。
杨二哥，之前提到过，算是半个道士，为人诚恳又实在，我们俩这次重新返回厂里，就属他最高兴，因为又有人陪他喝酒了，我们走了以后他总是一个人喝闷酒。
三个人来到厂子西边的地摊上，杨二哥今天做东，弄了个猪头肉、又弄了素拼，记得当时喝的是零酒，也就是散酒，大玻璃酒坛子里泡的枸杞，口杯，一块半一杯，三杯就是一斤，酒都给泡的变成了暗黄色。
每人喝了两杯以后，杨二哥拉开了话匣子，说我们俩离开厂子里以后，特别的想我们，咋也不来厂子里看看，找他喝两杯。这咋说呢，都是些穷哥们儿，都整天为生活穷忙活着，谁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呢。
后来，杨二哥问我们，上次你们跟春生一起往车棚里存车是咋回事儿，这肯定是杨二嫂告诉他的，杨二哥说，春生都辞职了，还跑这么远来找你们俩玩儿？
我说，他不是来找我们玩儿的，有事儿来找我们帮忙的。杨二哥问，啥事儿呀。
本来呢，这事儿是不想说的，可架不住两杯酒下肚，脑子已经给酒精烧晕了，于是，我跟强顺两个，你一言我一语，断断续续把春生的事儿给杨二哥说了一遍。
杨二哥听完，很惊愕的打量起了我，杨二哥难以置信的问道：“河弟，你还有这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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