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经济领域的关系，用一两句话肯定无法说清楚。
客观的讲，维系中日关系的，正是经贸关系与民间往来。
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末，动荡时期结束，中国走上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发展道路，首先进入中国的，就是日本企业。
随后十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
虽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受到西方世界封锁与禁运，中日关系出现倒退，特别是因为日本领导人不正视历史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了两国间的高层往来，但是在经济与民间层面上，中日两国的交往从未断绝，而且日本依旧向中国提供了很多援助，比如日元贷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随着民主党上太执政，中日关系曾经有所改善。
只是在短短两年之后，因为新任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倒退，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之久。
第二次朝鲜战争结束后，中日关系曾经出现了短暂的复苏。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回光返照。因为中国刚刚在朝鲜击败了美国，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效果还没显现出来，日本出于自身利益，不得不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面临再次被世界孤立的危险，也需要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所以双方的往来更加密切，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但是随着美国完成全球战略调整，赋予日本极大的政策自主权，通过从日本本土撤军、出售先进武器、增强贸易往来等等手段，让日本获得足够多的利益，中日关系再次冷却了下来。
问题是，在经济层面上，日本能与中国划清关系吗？
根据日本民间机构做的统计，到二零一八年，在华有业务的日本企业超过五万家，总投资已超过三万亿美元，年净利润高达三千三百亿美元。这还是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的结果，在二十一世纪初，日本企业在华的年净利润在四千亿美元以上。包括三菱、丰田、本田、索尼与松下在内的众多日本大型企业，中国都是其全球第一大销售与服务市场，甚至是全球利润最高的市场。
可以说，没有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日本企业已经破产倒闭了。
比如在二十世纪末，三菱汽车公司一度濒临倒闭，正是在华销售与服务业务的利润帮助渡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与日本需要中国一样，中国也需要日本。
改革开放的最初时期，正是日本企业带来了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理念，让中国人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日本产品随处可见。
从汽车到家电、从衣服到奶粉、从电灯到五金工具，都能见到日本品牌，或者日本企业的影响力。
只是，这种关系，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改变。
虽然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集中解决“国与民”的问题，即重点打破国有企业在高利润行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扩大开放范围，让民营企业参与竞争，以形成更加完善、合理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体制，并没涉及到外资企业，但是有远见的人都知道，随着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逐步主导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肯定会大力扶持民族产业，逐步取消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这么做了。
二零一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国政府以市场过饱和、产能大于市场消费水平为由，取消了所有外资汽车厂与合资汽车厂享受的税收、土地使用与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随后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比如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公用车必须低于十五万元，且为采购国产汽车提供补贴等政策，极大限度的限制了外资与合资车厂的在华业务，为羽翼渐丰的国产车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这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比如在二零一七年底，第一架国产直线民航客机下线，中国政府出台补贴政策，为所有采购国产飞机的民航公司提供财政补贴，随后包括国航、南航、上航在内的十多家国营航空公司取消了从波音与空客订购的客机。虽然随后美国与欧盟就在世贸组织提起起诉，认为中国的财政补贴政策，违背了公平贸易的原则，要求中国取消补贴，不然将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是这场官司很难打，因为中国政府可以不提供补贴，却能以其他方式做同样的事情，比如通过国营企业的上级主管单位、即国资委向国营企业注资，或者减免国营企业的上缴利润。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排他性政策，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
从二零一六年开始，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与铃木等五大日本车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开始急剧下降，到二零一八年，日本车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不到一百万辆，仅为二零一五的三成。虽然同期欧美车企的销售业绩也大幅度下滑，比如大众公司在二零一八年的销量仅为二零一五年的五成，通用公司也降低了五成，但是相对而言，日本车企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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