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F-22A是隐身能力最全面的第四代战斗机，但是并不表示在各个方向上的信号反射强度都很微弱。
作为制空战斗机，在设计的时候，F-22A必须考虑其他性能，比如机动性，也就得牺牲部分隐身能力。受战术使用影响，F-22A前半球的隐身能力最好，RCS只有零点零零一平方米，能使对方的雷达探测距离缩短九成。侧面的隐身设计也很不错，RCS在零点零五平方米左右，不到F-15的百分之一。最差的就是后半球的隐身能力，受尾喷管、垂直尾翼与尾撑等突出部件影响，RCS在零点五平方米左右，仅能使对方预警机的最大探测距离缩短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KJ-2000能探测到四百五十公里外的F-15J，就能发现三百公里外正在离去的F-22A。
这个问题，在美军手里还不太严重。
美军奉行攻势防空，即主动打击对方防空系统，主动与对方战斗机争夺制空权，F-22A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面向敌人。需要返航的时候，多半已经夺取了制空权，或者驱逐了对方的战斗机。
显然，日本空中自卫队没有这个资本。
没有完善的空战指挥与情报体系支持，日本空中自卫队很难采取攻势防空，F-22A遭遇优势敌机后也很难取胜。
只要F-22A转向，就很有可能被预警机发现。
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中，F-22A的这个设计缺陷就暴露了出来。更重要的是，晏鹰搏在返回部队后，曾经在KJ-2000上担任过空战引导员，非常清楚F-22A的缺点，也知道该如何对付这种战斗机。
让J-11B发射电磁火箭弹，就是为了把逼近的F-22A赶走。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F-22A有电磁对抗系统，继续逼近，与J-20进行格斗。
只是，不管是撤退、还是继续逼近，在严重电磁干扰下，F-22A肯定无法用火控雷达锁定正在转移的KJ-2000，也就无法用中程空对空导弹发起攻击。要想攻击KJ-2000，首先就得越过J-20组成的“龙墙”。
等到战斗机的格斗空战结束，KJ-2000早就飞远了。
晏鹰搏渴望取得战果，可是他更加清楚作为一名防空战斗机飞行员的职责。
能否击落F-22A并不重要，关键得确保KJ-2000安然无恙。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KJ-2000发现远去的F-22A后，一边向护航战斗机发送战场情报，一面利用航线预测法跟踪那些F-22A。
这时候，晏鹰搏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F-15J机群也进入了拦截区域。
追击F-22A，还是拦截F-15J？
没等晏鹰搏做出决定，杨禹方就替他做出了决定：让伴随行动的J-11B前去拦截逼近的F-15J，并且明确要求首先使用电磁火箭弹。
对付没有电磁对抗能力的F-15J，根本用不着动用J-20。
晏鹰搏没再迟疑，立即加足马力追击逃窜的F-22A，同时为火控雷达通电，准备在失去预警机支持后单独作战。
此时，杨禹方与晏鹰搏都不知道，真正的威胁正在逼近。
因为在规避的时候，KJ-2000向西飞行了数十公里，而F-2机群又超低空逼近，所以没能及时发现攻击机群。
只是，遇到麻烦的不仅仅有中国空军，还有日本空中自卫队。
中国战斗机在防空作战中使用了电磁武器，让日本空中自卫队的飞行员非常恐慌。电磁火箭弹在空中引爆的时候，八架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的F-22A也受到了影响。日本飞行员在搜寻东海舰队的时候，还不得不考虑能否及时把获得的战术情报发回去，以及能否安全返回嘉手纳空军基地。
结果就是，日本飞行员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战斗机使用电磁武器是在掩护东海舰队。
换句话说，日本飞行员认为东海舰队就在电磁火箭弹引爆地点附近。
要知道，当时东海舰队离晏鹰搏的机群差不多有一百公里。
受这个判断影响，立即有四架F-22A调整航向，朝钓鱼岛西北飞去，还有两架飞往钓鱼岛东北海域，只有两架飞向钓鱼岛。
更重要的是，当时没有一名日本飞行员想到，东海舰队会在钓鱼岛西面。
虽然F-22A的火控雷达有很强的对海搜索能力，在理想情况下，能够探测到三百多公里外的大型战舰，即便在实际使用中，受战场环境影响，比如侦察机的飞行高度过低、对方进行的电子干扰会大幅度缩短雷达的探测距离，也至少能够发现一百多公里外的战舰，但是在使用火控雷达之后，F-22A就会暴露行踪，甚至遭到拦截。因此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飞行员首先得预判对方舰队的活动区域，靠近之后再启动火控雷达，而不是一直使用火控雷达进行搜索。
这个预先判断至关重要。
十点三十五分，两架F-22A在钓鱼岛东面大概两百公里处启动火控雷达，开始搜索电磁火箭弹引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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