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默然注视着这些朝臣们喧嚣的进谏，直到他们的声音渐渐平息下去之后，才开口说道：“既然诸卿以为，大明律法不可修改，那么朕也愿意做出让步。
不过大明律法之中关于死刑的法律太多，也太为苛刻，实在是有违大明仁义治国的大道。朕以为关于这部分刑罚应当做出修订，减少死刑的种类，及死刑的方式。
朕以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条，剥夺了他活下去的权力，已经是最大的惩罚。再加以凌迟、腰斩、车裂、剥皮等酷刑，已经毫无意义，除了让犯人临死之前多受些苦楚之外，朝廷能得到什么？”
刑部尚书薛贞不得不为这些刑罚辩解道：“这些刑罚乃是祖宗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而设，陛下改之，恐怕日后天下奸邪之辈失去畏惧，作奸犯科横行不法啊。”
对于死刑的更改，除了薛贞之外，只有寥寥无几的官员表示反对。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死刑方式过于酷烈，他们本身就有所不忍。另一方面则是，好多死刑都是和这些官员的行为息息相关，虽然现在因为法制松弛，大家都刻意的忘却了这些法律条文，选择了较轻的律法治理刑狱。
但是这不过是官场之中的潜规则，若是皇帝或是政敌，非要引用这些酷刑作为惩罚，那么他们同样也无法阻拦。
“太祖开国到今天，也没看到作奸犯科之徒少了多少，反而今天的死刑犯人，要比百年之前多了许多辈，可见酷刑并不能阻止百姓犯罪。
朕以为，能防止百姓犯罪的，一要让百姓吃饱饭，二则是看地方官的教化之力，而不在于严刑峻法。”
朱由检的说法，大得刘宗周的称赞。他认为皇帝的说法，正是合乎了圣人的心意。
有了刘宗周的支持，朱由检的修改关于死刑律法条文的提议，终于还是在朝会上通过了。
东林党人一致推荐，精通经学及刑名之学的原南京户部尚书袁可立。主持修订死刑律法的工作。为了回报东林党人的支持，朱由检照准了。
随后朝会也因为将近午时而解散了，朝会散去时，提心吊胆了一个上午的，浙江道监察御史姚士恒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酒醒之后，就隐约想起了自己酒醉时写的辞官疏，顿时就后悔不迭的去找同僚毛羽健。
但是却被告知，上疏已经被递交给了通政司去了。姚士恒只能失魂落魄的回去了，由于害怕被妻子责骂，他还不敢告诉她实情。
好不容易当上了号称清流的御史，却因为一场酒醉而辞去了，姚士恒就不提有多伤心了。
最让他烦恼的是，他辞官疏中弹劾勋贵的话语，无疑是得罪了阳武侯。
他要还是御史自然不必害怕这些外强中干的勋贵们，但是离职回乡闲居，还要去得罪勋贵，那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因此这几日让他过的有度日如年的感觉，而今日朝会更是不安了一个上午。深恐下一刻，崇祯就会把自己的辞官疏拿出来公之于众。
等待了一个上午，都没有什么动静。这让他安心了一些。也给他心里增添了一些侥幸，以为皇帝压根就没看到他的上疏。
当姚士恒喜忧参半的随着人流向着宫外走去之时，一艘荷兰夹板船正向着天津航行而来。按照欧洲的称呼方式，这是一艘150吨排水量的小型盖伦船。
在这艘船的船长室内，彼得.纳茨正忧心忡忡的看着眼前桌子上固定的东亚海图。
作为第三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殖民的台湾长官，为了弥补台湾商馆的赤字，和提升台湾商馆在巴达维亚总督心中的地位。
他上任之后，就颁发了对日本商人增收一成的货物输出税收。但是他没预料到，日本商人随之而来的激烈反抗。
而和荒芜的台湾相比，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当局，显然更为看重，为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大量贸易利润的荷日贸易航线。
滨田弥兵卫和他爆发矛盾之后，回到日本试图煽动幕府断绝日荷贸易的行动，顿时让彼得.纳茨惊慌不已。
彼得.纳茨很清楚，如果因为他的行为破坏了日荷贸易，而导致公司遭受巨大损失的话，董事会一定会命令巴达维亚总督对他进行处罚。
为此，他不得不在7月份赶往日本，希望能同幕府解开这个误会。但是在滨田弥兵卫作梗下，他和幕府的和谈失败了。
彼得.纳茨在日本待了近4个多月，依然无法同幕府恢复关系，他虽然深恨滨田弥兵卫，但也对其无可奈何，只能登船返回了台湾。
但是在台湾附近的海域，他从一艘前往日本贸易的荷兰商船那里，得到了关于明国派出使者拜访大员的消息，并且他的副手比尔居然瞒下了消息，自己前去明国的首都商谈贸易条约去了，这让他又是欢喜，又是愤怒。
让他感到欢喜的是，如果他能够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明国签订一份贸易协议。
那么因为他处理不善而惹起的滨田弥兵卫事件，带给巴达维亚总督及公司董事会对他的恶劣印象，将在这份贸易协议面前烟消云散。
对比起富饶而拥有辽阔土地的明国，日荷贸易带来的利润显然只是一个小头。
更何况，日本所需要的货物，多数是明国所出产。而因为丰臣秀吉征朝，导致明日贸易断绝，明国直到今天还在对日本封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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