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广元走下马车时，脸色铁青。这位在外人眼中素来知礼，被誉为徽商中一流人物的儒商，离开时都居然忘记了同汪春云告别了。
坐在马车内，透过车窗看着差点摔倒的胡广元，汪春云只是抽动了下嘴角。
虽说徽商之间义气深重，出门在外若是遇到了落难的同乡，都会伸手相助。
但是中央银行现在已经成了他们汪家安身立命的本业，基本是再讲同乡之谊，他们也不可能让胡广元挟持巨额资本入股，把他们辛苦创下的基业拱手相让的。
再说了，现在缺钱的是大明朝廷，不是中央银行。只要给他们一点发展的时间，控制着大明税收、海外贸易及水利建设的中央银行，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控制着整个大明经济的怪物。
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很多吗？如果父亲策划的金银比价调整方案实施成功，这全大明的白银起码也要贬值一半。大明中央银行，才确确实实的对得起大明中央四个字。
想要用这么点钱来换取别人手中下金蛋的鹅，那就别怪他过于苛刻了。汪春云摇了摇头，顺手拉上了车帘，敲了敲车厢壁，示意马车夫可以回去了。
也无怪乎胡广元感到愤怒了，他提出要获得51%的股权，汪春云却死活咬定只能给25%的股权，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
这已经不是在谈生意了，而是磨着刀准备宰杀肥猪呢。所谓的通家之好，所谓的同乡情谊，显然已经被汪氏抛诸脑后了。胡广元发觉，想要入股中央银行的通路似乎已经断绝了。
他刚刚走入京城的徽商会馆，坐在堂前喝茶叙话的几名商人中，便有眼尖的看到了他。
这些原本就心不在焉在聊天的商人们，顿时起身向他迎了过来，想要向他询问事情的进展。
对于这些各家商号派出的代表，虽然胡广元感觉自己今天已经精疲力竭了，但还是强自打起了精神，一五一十的向他们交代了，今天自己同汪春云相见的经过。
30出头的蔡茂生听后顿时气恼的说道：“这姓汪的上了京城几天，连乡里都不认了吗？25%的股权，他也说的出口。亏的我家老爷子还说他是个念情分的，这念的是什么情分。”
他身边的几名商人同样感到了义愤填膺，不过他们虽然抱怨连连，却始终保留着最后一分理智，并没有提出就此中断谈判返回江南去。
这些人所代表的商号，事实上便是典当铺。同汪逢元联合的那些典当铺不同，他们这些商号是徽商开设的典当行中，实力最为雄厚的。
所谓的典当行，在这个时代就相当于一个收取高额利息的银行。然而想要获得高额的回报，光靠高利息是不够的，还要保证能够收回本金才行。
所以一个资本不丰厚的典当行，肯定是赚不到大钱的。但是资本雄厚的典当行，想要把资金贷给信用良好的客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典当行收不回资金的风险就越少，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开设典当行的风险就越大，甚至有亏本的风险。
胡广元他们这二十七家典当行，正是位于大明经济最为发达的，扬州、苏州、松江、金陵、湖州、嘉兴、杭州等地。
这些地区商业发达，商人的资本也同样雄厚，而他们资金周转的时期又不长，非常适合于这些典当行出借贷款，是典当业最为优质的客户。
这二十七家典当行，几乎每一家都有几个信用良好的优质客户，能够为自家典当行提供稳定的收益。正因为如此，当汪逢元年初联络他们时，他们对于入股这个所谓的银行并不感冒。
一来是担心朝廷借银行的名义骗取他们的股本，二来是觉得汪逢元是想借成立银行的名义，把自家商号插进他们的地盘。
因此，位于这些大明最为富饶地区的典当行，都没有响应汪逢元的提议，反而私下结盟，准备共同抵制这个什么银行进入自家的地盘。
胡广元他们的想法并不能算错，这个时代商人乃是末业，而盐商和经营典当行的商人，更是商人中地位最低的一种。
虽然他们拥有的巨大的财富，但是在政治地位上却还不如一名自耕农。是以，江南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就多数会培养族人读书，或是资助一些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努力让自己的家族脱离单纯的商业家族。
不过也正因为商人的地位如此低下，所以朝廷对于商业一向很少进行干涉，而是试图让商人们自己管理自己。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即便是经济发达如江南地区，商人内部也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社会。每一种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每一个地区的商人都有自己的同乡会。
这样的好处是，一旦官府想要让商人们出钱做一些公益事业，或是提高税收什么的，自然会有行会中的头面人物出头，为大家争取一些利益。
而出门在外的商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区经商时，也能得到同乡的照应，免得被当地的商人所欺负。
但是坏处就是，行会和同乡会牢牢的控制住了中小商人，一旦商业的份额被确定了下来，基本上其他人就会被排斥进入这一行业。
也就是说，商业竞争不仅仅是产品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宗法制度下的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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