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了王承恩的汇报之后，朱由检还顺便了解到，西北甘肃、陕西的关税收入达到了17.7万元，足足是往年的5倍。税额增加的原因，还是在于废除了以茶易马的限制，并放开了对于日用品的贸易限制。
由于放开了正常的贸易通道，越境的走私商人自然也就减少了。甘肃、陕西的边军将领虽然也参与了边境走私贸易，但是甘肃、陕西的边境形势远比山西更为严峻，双方的仇杀也较为频繁，因此涉入走私贸易的程度也较轻。
特别是甘肃地区，地瘠民贫，加上又处于蒙古和青藏往来交流的主要通道上，小一些的走私商人根本不需要通过和边军勾结才能出入边墙。再加上因为甘肃两面受敌，明朝国力衰退后，边境形势恶劣，边军将领往往把边境贸易当做安抚这些边境少数民族的手段，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因此甘陕的走私贸易便成了野蛮生长的典范，同山西这种政商勾结的走私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以小走私商为主体的走私行为，充其量也就是维持了边境地区最基本的物资交换，向青海、外蒙地区的深入贸易，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来是这些小走私商资本不足，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商队，容易被马匪劫掠。毕竟青海地区有着20多个民族，从蒙古一部迁入青海之后便陷入了混战之中，小一点的商队根本无法自保。而前往外蒙古的道路又太过遥远，成本高的吓人，一趟亏本他们也就无法翻身了。
二来则是，两地的皮货光凭甘肃一地是消化不了的，但是山西的大商人从右翼蒙古各部收罗来的皮货，早就控制了陕西及通往中原的商路，甘肃的走私商人根本没办法与之竞争，自然也就扩大不了规模。
而当朝廷下令正式开市后，这些小走私商人便自然的汇聚到了出关的大商队的名下，如此一来，原本难以收取的税收就变的容易了。
至于朝廷需要的马匹，反而因为废除了强制性的茶马贸易后，马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上升了。毕竟在茶马贸易时明国才是强势的一方，因此在以茶定马价的过程中，往往考虑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政治形势。
也因此易马的茶叶数量飘忽不定，往往以抬高茶价压低马价来控制茶叶的出口数量，这种行为不但损害了草原民族同大明贸易的热情，反而促使了走私贸易的繁荣。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抬高茶价获得利益的并不是茶商，而是中饱私囊的马市官吏和走私商人。
所以茶马互市很快就成了大明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今年改用了新的贸易方式后，不管是马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的提高了。5140匹中等以上的马匹，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平均每匹11.5两，花费了8万2千7百余元。虽然价格高了往年的一倍，但收购来的马匹却是真正中等以上的良马。
朱由检安静的想了一会，才对着王承恩吩咐道：“马价银从内库出，并加价20%给付甘肃、陕西茶马司，在茶马司没有改制之前，今后便按照这个规矩行事。
购买来的马匹除了拨付给甘肃、陕西的官军外，另外挑选一些好马送上京城来作为种马。另外你同户部商议下，甘肃、陕西的关税以五年为限，五年内不外送京城。三分之一划拨当地驻军，三分之一交给当地政府，三分之一用于修建互市的场地、道路和医院。
另外，肃州驻军坚守国门，但是当地粮食却不能自给，导致肃州军民困苦。而甘肃地方贫瘠，一时也无法照顾肃州。因此以朕的名义，每年从内库拨款5万元，专门用于保障肃州军民的粮食和日用供给，任何人不得挪用此项转款。”
虽然崇祯推掉了甘肃、陕西的关税，这原本应该是内府和户部分享的款项，又倒贴了马价和肃州军队的补贴。但是看着内府这趟获得了76万余元的高额收益，王承恩都忘记了应当劝慰崇祯节省些内库的资金了。
对西北边贸的事下了一个结论之后，朱由检这才接着询问道：“那么今年大明的茶税究竟收了多少？”
王承恩略略迟疑了一下，才说道：“废除了茶引制度之后，各地的茶税依然没什么起色，按照值百抽三点五的国内税，总额反而从往年的20万两降到了13万两不到。
而茶叶交易唯一上涨的区域，是在汉口成立的茶叶市场，原本湖广每年成交的茶叶数量是，芽茶5千担，叶茶1万4千担。
但是今年光是在汉口成交的茶叶数量就超过了15万担，上缴了税金近2万两。其成交数量仅次于闽茶的22万担，成为茶叶出产第二大省。
不过根据记录，茶叶出口关税的形势到是好于往年，从不足2万两，涨到了3万余两。所以两下相加，计有茶税16万余两。”
对于王承恩报上来的数据，朱由检是有些不大相信的。往西北方向出去的茶叶价格约为16两每担，但是往海上出去的茶叶却在30-40两/担之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船舱狭小，货物堆积在一起容易蓄积热量，从而破坏了茶叶的品质；二来则是现在的包装技术不合格，一艘船中又装满了各种货物，长期航行之后会出现串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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