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元化回京汇报后的第三天，总参谋部迅速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两个连的新式炮兵部队，用以检验火炮性能和火炮的行军作战方式。每个炮兵连辖6门火炮，分为三个炮兵排。
之前配备在新军中使用旧式火器的炮兵人员被抽调了出来，新成立的炮兵部队人员暂时被分成了三个等级，辅助兵，炮手和炮长。每个炮手都将授予总旗的官职，炮长则是百户衔。辅助兵领取同级步兵150%的饷银，而炮手、炮长则领取双饷。
于此同时，随着气温的上升，天津港也终于开港了。这个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海商协会的会议终于告一段落，郑芝龙等南方海商准备从海路返回台湾和闽广，进行新一轮贸易季节的商业活动去了。
而这些海商首领在看过了崇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火炮操演之后，确定了他们也能订购这些火炮之后，便向军器监订购了足够装备10艘船只的大炮。
郑芝龙最为财大气粗，一口气订购了4船，而其他人则只试探着订购了1-2艘，毕竟这军器监刚刚学会铸炮不久，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订购到的大炮都能像操演的那几具火炮。
对于这些属于大明管辖之下，但又有着独立人事权和战时指挥权的半独立海商，崇祯给出的价格是提供给大明直辖军队的一倍。虽然这个价格在孙元化等人看来有些贵了，但是比起澳门炮厂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给出的价格，已经便宜了一半左右。
更何况，对于大口径的18磅炮，这些欧洲人都是从来不会出售的。此前澳门人卖给大明的18磅红夷大炮，并不是军用品，而是一艘失事英国商船上的民用品。澳门人不过是本着既不想得罪向他们购买大炮的明国官员，又不想出售能够危及到澳门炮台和船只的军用大炮，才指点着明人去打捞英国商船上的民用火炮。
虽然在大部分的海商心里，海上作战方式便是使用火攻小船或是跳帮肉搏战。但是这种战术的弊端就在于，要么战场靠近自己的根据地，要么他们在船只数量和人数上占据优势。如果战场处于外洋或是在别人盘踞的海域之内，他们就很难再使用以上的方式赢得胜利。
而此前这些海商或是业余海盗，只是在大明近海活动，因此对于闯入大明海域的外洋船只，他们依靠本土总是能获得优势，哪怕不能烧毁对方的船只，也能把对方的船只赶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除了对上大明的水师，双方都可算是拥有地利，因此只能看谁先撑不下去。郑芝龙率领的十八芝海盗海商集团，虽然屡次大败明军水师，并数次上岸劫掠了福建沿海，但事实上他声势浩大的劫掠行动，不仅没有动摇到大明的根本，甚至连福建的内陆都没有影响到。
随着福建水师官军的不断失败，沿海地区的渔民和士绅便开始自发的组建团练民军，其中同安知县曹履泰、福建士绅董应举组建的民团，就曾经挫败过几次海盗的入侵。
而这也是郑芝龙为什么会认定，只有接受朝廷招安才是十八芝最终出路的原因，因为如果继续同朝廷敌对下去，光是福建士绅组织起来的力量就已经让他们的船只上不了岸了，想要以此动摇大明东南半壁江山，显然是一种妄想。
如今被朝廷招安之后，崇祯并没有逼迫他们上岸，反而允许他们前往外洋开拓贸易的新航路，这自然是正中这些海商们的下怀的。
但是，原本聚集在大明东南沿海一隅的海商们，才刚刚跨出家门口便尴尬的发现，他们看似庞大的力量，还没有填满东南亚四分之一的洋面，便已经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
原本在大明近海依靠数量取胜的大明海商，到了东南亚后便发觉，论船只和人数他们比不过当地的土著海盗；论船只的质量，他们又比不了那些欧洲人。
这样一来，他们便处在了一个很是尴尬的局面。一旦在外洋遇敌，他们不是被土著海盗用数量淹没，就是被欧洲人用高大的夹板船和火炮教育重新做人。
如果不是他们现在挂着大明官军的招牌，不管是东南亚土人还是欧洲人搞不清他们的底细，因此暂时没有同他们交恶，估计这些大明海商根本就无法在这些地区立足，只能同此前出海的中国商人一样，依附于某个势力才能落下脚来。
也正是因为被这种险恶的环境所逼迫，不管是郑芝龙还是杨天生、钟斌、李魁奇等人，不得不放下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外洋进行合作，并开始寻找在外洋立足的方式。
和杨天生、钟斌、李魁奇等人还在走一步看一步不同，曾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待过几天的郑芝龙很快就认定了，只有学习荷兰人的方式才能让自己的船队在海上获得自由航行的权力。
虽然荷兰人在欧洲的海上贸易，是以船只武力薄弱但是运费廉价而迅速著称。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行事作风，却完全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炮口下的交易。
他们为了垄断香料群岛的产出，一边用武力封锁群岛，导致外来商船无法登陆香料群岛交易；一边用武力逼迫岛上的土王，把香料贸易置于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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