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会议召开之后，坐在御座上的崇祯就一直没有发话，与会的官员们也从刚开始的互相试探，很快就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
事实上自从掀起了盐引案的舆论之后，在新政推行后失意的官员们，就把目标对准了首辅黄立极。
这些失意的官员多以科道官为主，其次便是户部和礼部的一些官员。这些户部官员是因为不称职而被调离了实权位置，现在只能干些整理档案和编撰部门日志之类的文牍工作。而礼部官员则是不忿于，新政的推行让礼部失去了教坊司的收入，原本就清苦的礼部官员，现在的进项就更少了。
当这些失意官员们得到了江南士绅的支持，在京城掀起了舆论压力时，原本以为黄立极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只有避位让贤一条路。
但是没想到，黄立极居然没有遵从以往大明官场的潜规则，明明受到了这么多科道官员的弹劾，但是却始终没有向皇帝提出辞呈。
在这种状况之下，盐引案本身反倒失去了众人的关注，首辅黄立极的去留，新政的废止，才是这次国是会议争论的焦点。
虽然倪元璐等人极力约束着交好的党人，希望大家把火力集中在黄立极身上，而不要牵涉到新政身上。虽然新政是黄立极主持推行的，但是京城有点见识的官员都很清楚，在新政的背后站着的是崇祯。
为了保护新政，皇帝也许会考虑放弃被千夫所指的首辅黄立极。但是一旦让崇祯意识到，这些官员的目的是想要推翻新政，那么事情就会发生让人无法预测的变化。
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更何况是一位新皇帝。新政中虽然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是倪元璐等人也认为，新政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最起码，加强中央六部对于地方官员的管理上来看，新政的某些举措还是很有益处的。
就算是东林党人，也希望自己执政的时候，能够做到中央发布的命令，地方官员能够遵照执行，而不是敷衍了事。以往在大明的官场上，就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对于中央发布的政策，地方上多是有选择的执行，当然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执行。
如果政策不利于地方官员和士绅，那么这条政策就会被搁置起来，不让下面的百姓知晓。这种欺上瞒下的手段，又以东南沿海地区的禁海令为最。
地方上的士绅豪族借着朝廷禁海防备倭寇的政策，禁绝了普通商人和百姓参与海外贸易，自家做起了独家的向海外走私的贸易，从而取得了惊人的垄断利益。
东林党人本身就以江南缙绅居多，对于其中的关键又怎么能够不清楚呢。他们在地方上担任地方官员时，自然不愿意朝廷发布什么政策，干涉他们治理地方的权力。
但是一旦他们进入了中枢，成为了大明朝政的主事者之后，他们顿时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希望各地官员能够遵照中央的命令行事，而不是搞什么独立王国。以苏长青来看，这便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表现。
虽然东林党人的施政能力低下，从他们在万历后期上台到天启落幕的执政结果就能看出来，这一段东林党人的执政时间，正是努尔哈赤建国立基的时间。
但是东林党的创建人顾宪成，其创建东林党的目的，却是推崇实学，提倡“躬行”，反对空谈心性，志在挽救大明的世道人心。所以，就其本质上来说，东林党是支持对大明朝政进行一定的改革的官僚团体。
只不过东林党人并没有制定改革的目标，党内也缺乏像张居正那样的改革领袖人物，再加上后金的崛起，使得朝政的重点不得不从内政改革让位给了军事建设。而明军同后金交战连续失败，丢失了大半个辽东之后，他们就陷入了同朝中非东林党人的激烈党争中去了，再无精力研究改革的问题。
其实就东林党这个团体来说，大部分人都同当年支持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官员们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万历朝之后，张居正能够迅速得到平反的原因。
当初支持东林党人的士绅们，同样也是最先感受到大明王朝有倾覆危机的一群人，作为大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不愿意大明王朝就此倾覆，从而损害到自己的利益。
只不过他们尚没有找到改革的方向，就已经同朝中的非东林党人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党争。最终，东林党内最出色的一批精英完全消耗在了无意义的党争之中，只剩下了明哲保身和碌碌无为之辈。
到了崇祯登基时，虽然东林党内还有倪元璐、黄道周等后起之秀出现，但是东林党人已经把主要目标放在了替东林党翻案，而不是主持大明内政改革上面了。
如果按照原有的历史，从天启去世之后，朝中的官员从此便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替东林党翻案，打压阉党余孽。而另一派则是为阉党辩解，指责东林党人党同伐异。两派官员轮流更替，朝中争斗从此永无宁熄。
双方的斗争从崇祯朝开始斗到南明结束，甚至于在这些文官投降了满清之后，还在顺治末年搞出了一个南北党人案。大明最后的人心士气，就在这永无休止的党争中默默的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华夏文明至此进入了沦落三百年的黑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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