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一来，只要是明眼人就能看的出来，以后成立的野战军，战斗力必然会大大的超过守备军，掌控了野战军的朝廷将会保持对于地方守备军的压制。
如此一来，曾经荒废掉的京营，和已经破产的守中虚外之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借着野战军的建立又复活了。政治上稍稍敏感一些的武将和文官都能意识到，崇祯想要建立的野战军就类似于过去用来压制地方的京营武装。
黄立极为首的内阁之所以能够默认崇祯对军制进行改革，主要还在于总参谋部掌握在孙承宗、袁崇焕、茅元仪等出身文官系统的官员手中。
而总参谋部对于野战军的掌控，不仅仅符合了大明以文御武的传统，还解决了京营腐化之后，大明中枢对于边镇武力无法压制的窘迫境地。
自嘉靖朝之后，大明朝廷对于边镇武将的处置，只能是依靠中枢传统的权威和其它地方实力派进行压制。比如宁夏兵变，朝廷便只能调辽东军去镇压。辽东有变，又只能从宣大调兵，至于朝廷控制的京营，则只能放在京城充充门面而已。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不管是皇帝还是文官都试图重整京营，以恢复中央对于地方武力上的震慑，但是京营的组织体系实在是已经烂透了，小打小闹根本无济于事，而大动干戈又要得罪诸多在京营得利的勋贵势要，因此一直无人能够整顿京营。
崇祯登基之后，不惜得罪勋贵，也不惧京营兵变闹事，硬生生的把京营士兵裁撤了大半，然后招募京畿附近的农人，建立了一支新军。
对于这只新军，刚开始大家都是不看好的。主持训练新军的不是什么将门子弟，而是一些各边军中不得志的中下层军官。这些人既无家学，也无人脉，想要训练出一只强军，总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新军名义上的主官又是从南方水师调过来的败军之将，据说连续败给了一群海盗，如果不是皇帝下诏招抚了这群海盗，这位新军主官估计都要革职查办了。
不过大明上下对于新军的轻视，随着去年的丰镇之战和之前的石门之战的两次胜利，终于有了些许改观。
而原本对于新军并不以为然的辽东明军，现在也开始隐约担心起自家的地位来了。
虽然去年朝廷下令改变了辽饷的名称，并废除了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但是实际上镇守辽西的军队，还是以关外的辽人为主。而变换了名称的辽饷，依然还是拨付给辽西军队为主。
但是朝廷对于镇守辽西军队的优待，是建立在辽东军能打，能够防御住后金军队入侵的基础上的。
如果辽东军既不能打，又不能防御住后金军队绕道入侵，只能守住辽西走廊，保护自己驻地的话，朝廷还有什么理由对辽东军队继续优待下去呢？
凭借着丰镇和石门两战，阻挡后金入侵的军队，从原本只有辽东军才行，变成了新军似乎更有战斗力一些。
要是朝廷狠下心扩建新军，那么原本应当供给辽东军的辽饷，显然就要被截留下来供应新军了。
在这种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选择上，想要立下功劳盖住新军的锋芒，也就成了这些辽东将领的必然选择。
不管是张春还是满桂，都无法抵抗这些辽东将领想要立功的请求。若是当面的后金军队依然战意高昂，这些将领大约还会犹豫一二。
不过根据吴襄带回来的蒙古俘虏，知道对面的鞑子军队已经开始紧张的撤军之后。夺取三屯营，获得解救遵化首功的诱惑，顿时煽动起了这些明军将领的情绪。
本就有意于进军的满桂，最终还是决定听取了吴襄的建议，多派哨探，然后直接出击三屯营城，不再等待祖大寿军的汇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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