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了皇帝的回答之后，孙承宗默默的把想要劝说的话语又咽了回去。是啊，现在还有什么比赈灾更大的事。比较起有可能危及大明大好局面的党争，找不到活路的北方灾民们现在才是直接动摇大明根基的最大威胁。
旱情最严重的河南省一旦发生变故，几乎可以顷刻之间截断南北运输的通道。就算灾民暴动之后不去截断南北运输通道，转而直接南下冲入几乎没什么防御的中都和南方地区，也足以让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直接把这十几年的建设成果化为乌有了。
孙承宗在政治上从来都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很少会发表和皇帝意见相左的言论。即便他认为皇帝的做法有什么不对，也会等待私下沟通的机会，而不是直接当众指出来。因此作为弟子的天启皇帝才会一直这么信任这个老师。这也是崇祯能够放心把陆军总参谋部交给他，从未感到有什么可担忧的缘由。
朱由检登基已经快有一十二年了，这些年中朱由检的执政在大方向上几乎就没有出过问题，在细节部分也许还有一些小问题，但却无法掩盖他执政的功绩。孙承宗觉得，即便是换自己来制定这些治国的方针，也未必强于这位年轻的皇帝。
既然皇帝到了这个时候依然胸有成竹，还是死死抓住了大明最关键的问题，孙承宗觉得自己和那班大臣们考虑的还是有些浅薄了，因此他也就没必要在黔国公的问题上说些什么了。
于是孙承宗很快就转换了话题，提起了自己这些日子最为关心的事，“陛下既然对此事已经有所定论，那么老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过老臣今日来见陛下，也不单单是来和陛下讨论黔国公一事的。老臣还想要问一问陛下，这乌兰巴托都督阿敏和察汉浩特总管衮楚克台吉互相攻击对方和后金私通一事，陛下究竟是怎么看的？”
听到孙承宗提起这件事，朱由检也是下意识的伸手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这才出声回道：“先生问我怎么看？我以为，察汉浩特、乌兰巴托都是远离京城的边城，这两处地方和京城交通不便，因此驻守将领的权力几乎和一国之君也差不离了。
在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手中又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就算是从前忠诚于朝廷的汉家将领呆久了，也会滋生出一些不该有的念头，更何况是阿敏和衮楚克台吉这两个素有野心之人。
先生应当也看过军情局递交的报告了，阿敏也好，衮楚克台吉也罢，事实上两人从去年开始都同后金派出的使者接触过。阿敏和叶赫部的德尔格尔台吉之子南褚见了四次，衮楚克台吉和南褚见了七次，可他们却没有一人主动向朝廷和朕汇报过。
这个南褚，朕这边的资料也不多，不过黄台吉能够把自己的东宫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转嫁给此人，可见必然是其心腹无疑了。两人和黄台吉的心腹私下见面，却隐瞒着朝廷，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同后金私通这条，倒是还真没说错。
不过这样也就证明了，黄台吉其实并无把握真正拉拢到两人，因此干脆引诱两人互相攻击，让朝廷对察哈尔部和投降的女真人生起疑心，从而期待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让察哈尔部和投降的女真人对朝廷离心离德罢了。”
孙承宗连连点头，附和道：“老臣的看法倒是和陛下一致，若是满清真的已经策反了两人，倒是不会如此大张旗鼓，惹起我国的注意。
只是，两人既然已经将官司打到了陛下面前，说明双方已经势成水火。朝廷现在反而难以处置，一旦偏向一方，另一方估计肯定是要叛逃了的。
臣想着，最好还是将两人引诱回京城慢慢处置，则边军的动荡也会压至最小。但是这也需要能够让两人信任的人员前往劝说，否则恐会让两人狗急跳墙，事情反而会变得糟糕了。
此外，满清那边既然要策反两人，那就说明他们对于大明的野心并没有停止，只是在积蓄实力，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进攻我国罢了。
因此我们派人前往察汉浩特、乌兰巴托，劝说衮楚克台吉、阿敏回京时，满清那边必然不会坐视不理，这就又是一个问题了。不知陛下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由检用手拄着下巴沉思了许久，方才说道：“我这两日也正思考着这个问题。依照我的想法，这件事还是应当从内外两处着手。
这内部么，便是如先生所言，如何将阿敏、衮楚克台吉调离现在的位置，断了黄台吉的那点念头。
不过朕倒是不赞成将两人一起调回京城来，察汉浩特、乌兰巴托都是抵挡满清入侵草原的第一线，一下子将两名主将都撤掉，我担心还是会引起当地军队的思想混乱的。
更何况，乌兰巴托的驻军还负有控制漠北喀尔喀三部的重任，没有一个素有威望的人坐镇，终究还是不够妥当的。
就阿敏和衮楚克台吉两人而言，阿敏反倒是更不易投降黄台吉。一来他的镶蓝旗部众已经为黄台吉所侵吞，黄台吉无可能再把这部分力量退还给他，黄台吉也不可能再承认四大贝勒共治的原则；
二来阿敏现在所带领的女真降人多出于正蓝旗，自从莽古尔泰死后，黄台吉就对正蓝旗大动干戈，处置了不少正蓝旗的将领，双方可谓势如水火。就算阿敏想要投降，底下的正蓝旗将士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跟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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