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是《诗经·国风·豳风》中的一段文字。文章中充满了底层百姓对于生活的绝望呐喊，据说是周公用来规劝成王王业艰难而做。
崇祯十三年的七月对于大明的灾区百姓来说，的确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间段。一个本该是收获季节的时间，田野中却看不到多少收获的果实，这令许多灾区百姓同样在心底问出了，下半年应当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而同这些大明灾区百姓的境遇相比，今年南洋各处的土邦小国百姓同样陷入了一场噩梦。随着大明官方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之后，从海外运输粮食前往大明终于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南洋各地因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自古以来食物一向并不缺乏，许多地方稻米一年三熟，即便不精心打理田地，也能够获得很好的收成。在有些较为封闭的岛屿上，因为农耕技术不够发达，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
而即便田地因为灾害而无收，凭借着热带森林中丰富的植物资源，这些岛上的土人也能够度过荒年。对于这片区域的土邦小国来说，他们所畏惧的灾害大约只有两种，水灾和瘟疫而已。
然而在崇祯十三年这样一个普通的年份，南洋各地的土邦小国突然发现，他们居然遇到了难以置信的粮荒。越是距离大明越近的地方，粮食短缺的便越是厉害。
比如越南，这个去年粮价最高也没有超过0.25大明元一石的国家，在七月这样的新稻收获时节，粮价却已经涨到了0.35大明元一石。这样的价格对于大明的商人来说，依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但是对于越南的普通平民来说，却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能力。
越南这个地方因为和中国相邻，过去又有着上千年的直属中国的历史，因此此地的社会结构几乎和中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越南的王权不及中国完善，使得越南的上层阶级更类似于门阀和士绅之间角色，而不是像大明的士绅阶层那样缺乏同中央政权对抗的手段。
因此除了升龙附近的河西、山西、北宁、海阳、山南等地则有着众多的丝和瓷器产地之外，大多数地区还属于类似于庄园制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并不算发达。越南出口货物中最重要的还是黑檀木、犀牛角、象牙、燕窝、海参等自然资源，其次才是生丝和瓷器等手工业品，但是越南进口的中国货物，从针头线脑到大型的船只，可谓是无所不包。
越南和大明进行自由贸易的结果就是，入超一年比一年高，而入超产生的货物价值缺口是需要硬通货去填补的。然而遗憾的是，越南本身不是一个贵金属丰富的国家，这种入超的逐年扩大，只能拿国内的存量金银去填补，于是自然便造成了市场上的钱荒现象。
不管是越南北方的郑氏，还是南方的阮氏，都知道这种金银的持续流出时有害的，但是在大明强大的武力震慑下，和南北政权的敌对状况下，双方都无法出台限制对外贸易的法令。由于两个政权之前向大明银行的贷款是拿的海关收入做的抵押，他们甚至连调整进出口税都做不到。
因此当大明的商人拿着钞票在越南大肆收购粮食时，不管是郑氏还是阮氏，不仅没有阻止，反而采取了配合这些大明商人的措施，从各地主动征集粮食出售给这些商人，以获取大量的大明元填补国库的亏空，维持住两边政权的正常运转。在此时的越南，大明元实质上和金银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毕竟只有这三种货币才能购买到来自大明的货物，和支付贷款的利息。
越南大肆出售粮食换回大明元，从某个方面来说算是缓和了市场上钱荒的现象，维护了上层阶级的利益。但是对于中下层的越南民众来说，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了。
自从被大明打开了国门之后，越南北方的庸宪、升龙，南方的会安、河仙、同呢、美萩等港口都成为了对外贸易繁荣的市场，而中越陆地上相邻的边境贸易也开始渐渐繁荣了起来。大量的华人开始涌入到越南，从事采矿业、加工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碾米、家具木器制作等行业，庸宪这个北方港口更是成为了同会安齐名的贸易大港。
但是这种贸易繁荣的背后，都意味着对周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沉重打击。为了获取市场上更多更好的商品，地主就必须进一步压榨自己土地上的租户。而另一方面，因为中国货物及华商的大量涌入，导致了越南的手工业者开始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大量初级手工业品被积压在家中无法售出，不少人开始破产。
而在这样的局势下，再遇到了粮食价格上涨，自然就是在迫使底层民众铤而走险了。崇祯13年七月十九日，越南山西地方一个村子的村民拦截住了当地地主向外运粮的车队。
带领这些村民的阮氏兄弟对着押送车队的地主管家愤怒的说道：“过去20多天里，你们已经往外面运了四趟粮食，总数超过了上千石，你们现在还要往外运粮食，那么我们没粮食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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