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还是很感人的，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套，法国虽然不是独裁国家，但也绝不是什么民主国家。这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民主国家，反正美帝国主义从不认为法国是民主国家就是了。这样的国家自然是逃不开腐败、贪婪、阴暗的命运的。而偏偏法国人还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族群，于是整个法国社会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自由和散漫了。当权者的任何主张都很难得到民众的响应，甚至民众还时不时以罢工，游行等方式强烈反对。这一点即使是到了21世纪也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法国民众比任何民主国家的老百姓都实在，你不是不愿意修改政体吗？行啊，那就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因此尽管法国政府声名狼藉，但是法国这个民族的向心力却始终存在，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矛盾的方式和平台。
在一战爆发前，法国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各种社会矛盾都在不断的爆发中。战争爆发前，法国政府甚至悲观的预计整个法国可能拒绝应征入伍的比例大约是在百分之十五的样子。但是等战争真的爆发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这个比例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更为搞笑的是，三千多名和平时期的逃兵居然主动申请归队。全世界不禁为此惊呼，这是自1871年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人最团结的时刻。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尤其是霞飞这种尸位素餐的法国军队高层昏招频出，把三百万法国青年送进屠杀场之后。法国士兵们真的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虽然爱国，但是爱国不应该沦为政治流氓的遮羞布。
于是在历史上的1917年4月29日，因为尼韦尔强行发动凡尔登反击战役，法国士兵们终于愤怒了，他们选择了拒绝执行命令。任凭军官如何的催促和恐吓，这些士兵都拒绝离开战壕一步。奉命前往前线处理此事的法国陆军总司令贝当元帅甚至感叹道：“如果不是因为对面是德国人，这些孩子也许会选择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然后回家。”
高高在上的政治流氓和掌握国家命脉的富豪权贵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些满怀爱国热忱的法国士兵在战场上的艰辛，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在泥泞的战壕里，随时面对死神的召唤。没有福利，没有休假，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价值就是为权贵们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他们是军官升迁和获得荣誉的基石，他们被视为战报上的数字，被无情的驱赶到战场上去九死一生。
战争的真相往往是最残酷的，所以被世人冠以卖国贼的贝当元帅当时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妥协，他承诺每两个月给与士兵们七天的假期，允许这些心灵饱受战争创伤的孩子们撤下来，歇口气，缓一缓。贝当甚至主张对战术进行调整，不要让法国人的血继续白白流淌了，可惜这个十分人性化的建议没有被英法政治家所接受。
这个时空，兵变还是发生了，不过不是在凡尔登。由于中国远征军的抵达，尼韦尔的反击作战计划没有被通过。不仅如此，联军司令部还把凡尔登的兵力进行了西移，尼韦尔手里就只有一个集团军的兵力，总人数大约24万人，而且还不全是法国士兵，这里面包含了四万左右的北非、印度、澳大利亚已经新西兰等殖民地的士兵。用这样的军队去攻击德国佬显然是不现实的，尼韦尔在愤怒至于变得悲观起来，他甚至向前来视察的贝当元帅表示，这个的兵力根本守不住凡尔登。“如果德国佬再进攻一次凡尔登，这里肯定会失守。”
可惜贝当元帅来不及做出判断就匆匆赶往了西段，因为在那里的法军兵变了，理由还是因为联军要让他们去德国人的弹性防线面前去送死。
而在凡尔登，尽管双方的高层关系不佳，但是在士兵层面，数十个作战单位之间还是进行了足球友谊赛。浪漫的法国人很惊讶于中国人居然会踢足球，虽然踢的不怎么好，但是起码是会的。
蒋百里现在没功夫去看小伙子们踢足球，他找到了第一师军备处主任王振鹏，也就是王振宇的五弟，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把一大批水泥，钢筋，防毒面具，食物，水，还有弹药送进自己为第六师设定的固守点。
第六师的官兵全部都在奉命加班加点构筑工事了，这次的工事和以往还不同，不是战壕那种暂时性工事。按照蒋百里副总参谋长的命令，张自忠所部被要求和劳工一起修筑永备性工事。
在地平面以下三米的地方用钢筋，水泥浇灌碉堡，然后步兵就会躲在这些坚固的碉堡里等待德军来送死。这个工事还是蒋百里他们从德国人手里现学现用的，不知道德国佬碰到这样的工事会是个什么表情。
“各个碉堡之间形成射击夹角，就算是德军通过了前面的碉堡，也会被后面的碉堡火力轻松打倒，没有战壕，这些该死的德国佬连躲的地方都不存在了。”
张自忠点了点头道：“蒋参谋长，我感觉我们第六师就这样分散在这么二百多个碉堡和二个大型要塞内进行作战是比较危险，我想知道我的任务是坚持多久？因为德军的火力您也是见识过的，一旦陷入围困，补给使用完毕，再补充就是*烦了。届时我们让德国佬打光了到也没什么，如果没打光而补给断绝了，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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