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夏元吉的话一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管理大明财政十余年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很明白，永乐朝迈超千古的文治武功，是建立在透支国力的基础上的——说白了，就是滥发宝钞！
中国是个贵金属奇缺的国家，朝廷发行纸钞，在历史上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从汉武帝时就有最早的代币——白鹿皮币出现。到了宋元时，纸币更是成为国家货币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本朝之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纸币的信用问题——因为这是在用国家信用作保，来使百姓接受纸币来代替金银铜钱，一旦纸币大幅贬值，百姓的财富顷刻化为乌有，其怨气足以翻江倒海、倾覆整个国家。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是不知道滥发纸币可以不费力的攫夺民财、充实国用，但都很清楚纸币信用的破产，等于国家信用的破产，甚至会导致亡国。所以不到了无路可走之时，是绝对不会饮鸩止渴的……哪怕是备受鄙夷的蒙元，也是一直到国内狼烟四起、政权末日将至时，才放弃了准备金制度，开始滥发纸钞，试图穷尽民财，进行最后的疯狂。但结果是连原本还算支持他们的北方百姓、尤其是色目人，也视他们为仇敌。使朱元璋的北伐大业进行的异常顺遂……
大明代元后，按说应该吸收前朝教训，更谨慎的对待纸钞的发行，但是大明的统治者朱元璋，竟不听朝中有识之士的苦劝，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贸易，把朝廷发行的大明宝钞，定为唯一通行的货币。而且不规定发行限额、没有发行准备金、更不可兑现成金银，这就为大明朝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在宝钞发行之初，因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洪武皇帝的威望和大明朝的信用，都在最高的顶点，所以宝钞的币值还算稳定，百姓尚且也认可这种纸币。但大明朝钞法的又一个弊病——倒钞法，在宝钞发行十年之后，就引发了第一次通货膨胀。
起先，因为之前发行的货币，陆续出现了破损昏烂的现象，洪武九年，朝廷定倒钞法，在各地设行用库收换昏烂钞。但四年之后，又规定了调换昏烂钞的界限，凡票面金额、文字可辨认的，都可以继续使用。使百姓基本上没有以旧换新的可能。
虽然朝廷规定，百姓不许拒收旧钞、不许对旧钞折价，但实际上，官府收税只收新钞，而民间对旧钞则降价使用甚至拒用，这就形成了新旧钞的价格差别，造成了货币贬值，损害了朝廷的信用。
到洪武末年，一贯全新宝钞只能换四百钱，在江西、福建等地，甚至只能换二百五十钱左右，二十年间，货币贬值了六成，使老百姓对宝钞畏之如虎。只是国人更怕杀人如麻的朱元璋，只能默默忍受罢了……但朱元璋总体上，还是爱惜朝廷的信用，也体恤百姓的，并未将宝钞视作掠夺民财的手段，在这种极端不要脸的钞法下，二十年还能剩四成面值，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奇迹了。
到了永乐朝，一心要做千古一帝，证明自己才是大明皇位最佳继承人的永乐皇帝，开始了震古烁今的大手笔，征蒙古、征安南、修运河、修大典、下西洋、使西域、营建北京城、在武当山修真武大观……这些事情随便拿出一样，就足够一位皇帝荣耀一生，朱棣却在短短十余年间全都做到了极致，令大明朝的文治武功迈绝汉唐，无与伦比！
但是这些丰功伟业背后，是大明朝国力民财的快速枯竭，事实上，几年功夫，朱棣就将老爹留下的丰厚家底花光，国库里一个铜板都不剩，永乐朝的大工程们，却依然轰轰烈烈的马不停蹄。这当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奇迹，而是靠一项无耻之极的恶政在支撑——就是滥发宝钞！
永乐朝廷的宝钞发行，推行只出不进的流氓政策，朝廷一应支付如发放官俸军饷、收购物资、雇佣民夫，一律用宝钞支付。但朝廷收取租税时却只肯收实物或者铜钱，只搭收少量新钞，或干脆不收宝钞。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抢劫百姓的财富！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大明百姓的财富被掠夺一空，宝钞的也已经形同废纸！
从洪武末年的一贯新钞可抵四百钱，到如今一贯新钞只能抵二三十文钱，旧钞更是一文不值，只用了十余年时间，大明宝钞就贬值了二十倍，那些宝钞代表的财富自然也烟消云散……事实上，尽管朝廷为了维持宝钞的地位，三令五申不准用金银交易，但商人们宁肯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铤而走险用金银交易。小老百姓之间，更是宁肯采取原始的以物易物，也不肯用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至于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大明官员更是早就只认金银不认宝钞了。
大明宝钞被百姓彻底抛弃的那一天，已经真的不远了……作为大明的户部尚书，夏元吉自然对此忧心如焚，为了推行宝钞，他一面命宝钞提举司暂停发新钞，一面修改倒钞法，加大对昏烂钞的回收力度。同时竭尽全力推行‘户口钞盐法’，‘门摊课程法’，让百姓用宝钞买盐、让商人用钞交纳门摊课。强制商人和普通老百姓用钞，才勉强阻止了宝钞币值的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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