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朕之过吗？”赵昺听了愣了半晌，难道自己恩宠忠臣也有错吗？
“陛下近忠良，远小人，并无过错。但是流言也可杀人，江氏兄弟受陛下信任，委以重任，一个为相执掌朝政；一个在外统兵十万，节度半个江南。知者是陛下知人善用，而不明者却是认为是携恩自重，有不臣之心。”王应麟言道。
“此乃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嫉妒江家而造谣生事，朝中有些人就看不得别人的好！”赵昺冷哼声，恨恨地道。
“陛下不要拘于眼前，当下有忠臣良将可用，但难保以后个个皆似江置帅这般忠心，还是要着眼长远。”王应麟待皇帝稍微冷静下来后又道。
“嗯！”赵昺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其的意思他有些明白了，但还是抓不住重点。
“陛下，可知唐玄宗之后，为何盛极而衰，制止走向分裂，终至灭国吗？”王应麟看陛下的样子，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触动了皇帝的心，接着问道。
“朕只知粗略，玄宗晚年宠信奸佞，沉迷于杨贵妃，不理政事，引发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走向衰落。但不知其详，愿听王相教诲！”赵昺拱手道。
“臣不敢！”王应麟还礼道，“陛下所言不错，玄宗晚年荒淫，疏于政事，导致奸佞当道，引发安史之乱。但臣以为安史之乱只是起因，真正原因还是内因……”
赵昺听着其娓娓道来，渐渐明白其中意思。其以为唐朝的衰落，“安史之乱”的爆发只是导火线，从而导致唐帝国早就埋下的“危机”凸显了出来：
首先是玄宗与肃宗间的中枢矛盾。玄宗在安禄山叛乱后，以任命皇子和宗室、并设立大军区的方式来应对战事的发展。尤其当潼关被克、玄宗与肃宗分道扬镳后，这一策略变得更加明显。但无疑，这一政策也激化了玄宗与肃宗间的父子矛盾。
河南节度使人选的更替，以及在江淮爆发的“永王之乱”就是这一中枢矛盾的体现。这一危机最终以唐肃宗在部下建议下抵达朔方即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取得对玄宗中枢斗争的胜利，即唐中央回归一元统治而宣告结束。
第二波危机来源于新兴的地方军将。尽管不再延续大军区的设置，但取代玄宗的肃宗出于讨叛战争等的需要，仍旧在诸藩镇之上设置了拥有统辖诸镇之权的河南行营元帅与江淮都统。
不过，无论是在河南设置元帅，还是在江淮设置都统，肃宗对凭借安史之乱而壮大势力的河南地方军将现在都格外关注，尽管他们大都曾对抵御叛军南下起到过关键作用，比如张巡。所以，肃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帅去除这些地方军将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统打压他们的决心，只是后者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展之乱”。而在上述种种措施的实施下，到肃宗朝末年，这波同样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也宣告结束了。
第三波危机来源于西部的异族。党项、吐蕃趁西部唐军东调平叛之际，逐渐侵蚀帝国的西部领土，并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对关中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京西北八镇的陆续建立就是帝国为应对这波异族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虽然这波危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且它的化解主要还是与吐蕃等异族自身实力的衰退关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镇与神策军镇布防体系的建立及调整过程中，仍旧可以看出唐廷为化解此波危机所进行的深思熟虑的考量。
以上所说的中枢斗争、中央与新兴的地方军将，以及异族对帝国的威胁就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三波危机。帝国化解这些危机的时间前后有别，三者对帝国的影响在地域上也有差异。不过，这三者并不是帝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机，而是尤其引发的矛盾沉重打击了帝国的生存与权威。
“有道理，唐朝之败，实质是败在国制，主要矛盾来自于唐廷与边镇节度使的矛盾，安史之乱不过是矛盾激化所致，而平叛后这种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实施普设藩镇的政策，以达到抑藩振朝目的。可是结果唐廷与这些原边境势力所主导的北方藩镇间的战争在乱后被再次引燃了，有了四镇之乱、奉天之难以及元和后期战事。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其实可以视为是一个重构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为我们所借鉴！”赵昺点点头道。
他对王应麟的话略加分析，在根据自己所知不难得出一个答案。其实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
具体来说，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使。开天十节度中，除了南方的剑南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卢、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乱前，如杜佑所说的，已经形成了以安禄山统领的幽州、平卢、河东，以及哥舒翰统领的河西、陇右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
面对来自东北军团的叛乱，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军团进行抵御。于是除了一批西部军团的将领被陆续派往与叛军对峙的前线河南外，河西、陇右的军队也开始在潼关集结。但河西、陇右军队在随后的灵宝之役中遭遇惨败，这一集团的首领哥舒翰也兵败被俘，于是河西、陇右的势力基本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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