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丰到来之前，王羽和贾诩就商量着推测了一下袁绍的策略，得出了大致的结论，这才展开了针对张颌的那场情报战。
虽然是推论，但以王羽对袁绍的了解，和贾诩的谋略，结论应该不会出错，再经过熟悉冀州内部情况的田丰的推敲，和事实相去也就不远了。
在场的都是心腹，王羽也没什么避讳，慨叹道：“确如元皓所料，袁绍没有拘泥于构筑宏大的包围圈，四面合击，而是来了一手釜底抽薪，这招实是扬长避短的妙着，大得四两拨千斤的精髓啊。”
田丰并不居功，脸上的神情显得相当复杂，他摇摇头，叹道：“沮公与被重新启用了。”
他这话说的没头没脑，但王羽却一下就领会了他的意思。
袁绍身上多少带了些世家做派，他喜欢宏大的场面和声势，能造出十分势，他就绝对不会只搞八分，搞到十二分才合他的心意。
以他对王羽的积怨之深，肯定恨不得重现当日群雄讨董的盛况，把天下能拉上的诸侯都拉上，四面八方的围攻上来，给王羽也来个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这才能抒发出胸中那口恶气。
但沮授的风格却全然不同。此君虽然也会虚张声势，但他的布置在虚中往往有实，虚只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真正的杀招所在，而不是纯粹吓唬人，自欺欺人的以为能把敌人吓死。
王羽的判断，是基于袁绍主持局面。
而田丰认为，经历了惨败之后，袁绍一定会重新想起沮授的好处，委以重任，哪怕沮授说的都是逆耳之言，他也会忍着。
这就是袁绍的长处，他在识人用人方面很拿手，历史上之所以因此而败，并非因为他眼光有问题，纯粹是权术学多了，官僚化的恶果罢了。
官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做人比做事重要，但能做事的人，往往做人都比较差，一如沮授、田丰，再如麹义、张颌。
王羽被先知先觉所蒙蔽，但田丰却看得很清楚。
袁绍窝在渤海、河内的时候，很有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风范，所以田丰才愿意追随。然而，等到入主冀州成了定局，袁绍的世家脾气才发作，变得高高在上，不肯听谏言了。
这个模式，同样可以代入到界桥之战，龙凑之战前后。
界桥之前，公孙瓒来势汹汹，白马义从名震天下，袁绍自然不敢大意，把手下最有本事的一群人全部调上了阵，成功的摧毁了白马义从，大有反败为胜的架势。
虽然最后被王羽搅了全胜之局，但战略目的毕竟是达到了，公孙瓒失去了先前的势头，只要稳扎稳打，不难解决对方。
结果，局势一转好，袁绍就故态萌生了，于是沮授被撤换，这才有了龙凑之战。
出于对王羽的忌惮，袁绍不敢让心腹如淳于琼这种人领军，勉强提拔了两边不靠的麹义为主帅。但为了制衡，他又把淳于琼等人塞了过去制衡麹义，不肯让麹义指挥张颌的部队。
龙凑大捷，固然是王羽的奇谋奏了效，但未尝不是袁绍自己搅乱了阵脚的缘故。如果张颌、麹义密切配合，这一战可能还是会败，但未必会败得这么惨。
总而言之，龙凑之败给了袁绍当头一棒，依照惯例，他肯定会重新反省，放下面子和权术，将能做事的那批人重新任用起来。
现在，王羽面对的对手，不再是只会卖弄阴谋的袁绍，而是智谋、军略无一不通，作风务实的沮授了，这可是个不容忽视的强敌！
依照王羽的推断，袁绍能拉拢到的帮手主要是：幽州的刘虞，兖州的曹操、刘岱，河内的张杨，并州的高干，此外还有些无法确定的，暂且不论。
袁绍可能采取当初讨董的策略，令刘虞南下，曹操、刘岱渡河北上，他自己则与高干、张杨合兵一处，先趁其不备，解决掉不请自来的张燕，然后三路大军合围，共讨王羽。
刘虞名义上是公孙瓒的老大，又是久负盛名的汉室宗亲，朝廷重臣，公孙瓒未必敢和此人撕破脸动手。从袁绍的角度来考虑，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兵不血刃的解决掉公孙瓒。解决不掉也没什么，反正刘虞来了，王羽、公孙瓒就得分兵抵挡，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当然，王羽自己肯定不会采用这样的计划，和讨董一样，这种分进合击的计划看似气势汹汹。实际上，受限于通讯手段和私心，各路兵马根本无法协调，根本不可能达到分进合击的效果，远比不上让各路诸侯各自发挥。
很显然，沮授接手后，调整了策略，不再寄希望于刘虞大举南下，而是挑动刘虞在幽州生事，借以牵制公孙瓒。
幽州是公孙瓒的根本，失了幽州，冀州未下，公孙瓒就会被晾在中间了，他不得不回救。少了强悍的幽州铁骑，王羽就只能孤军奋战了，自然容易对付得多。
所以才有了公孙瓒的这封信。
公孙瓒也很无奈，但他也没办法，王羽同样不能强留。失去了幽州，公孙瓒就算不是一路诸侯了，而是一支流浪军，和刘备成了同类。
那种日子有多窘迫，看看现在的吕布就知道了。
吕布的并州军也是边军出身，战斗力非常强悍。吕布占据了洛阳后，四面开战，大仗小仗打了几十处，几乎每场都占了上风，可他就是不敢防守一搏，与某个诸侯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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