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老吴不可能不跟当地人打交道呀，所以就自学印尼语和葡萄牙语。
“崩地呀”（葡萄牙语“你好”），“德里，马嘎西”（印尼语“谢谢”），一个词一个词地学。
一开始发音不准，别人听不懂，只好别人说一个单词，赶快拿笔用中文记下发音，就好像“傻瓜英语”一样地学。
这个工人教一点，那个工人教一点，慢慢的就学会了。
在工作中学，学的还是比较快的，但写就不行了，没有专门去上过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当地也没有什么语言学校。
不会语言很吃亏，比如有一次他们跟菲律宾人谈一个工程，听不懂，等他们找到翻译赶过来，工程已经被别人拿去了。
中国人比较吃得起苦，只要过了语言关，到哪都不会输给别人。
到现在老吴这两种语言说、读都还可以，书写有些困难，语言通了是第一步，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就比较顺当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4月底，军人闹事了。
起因其实很简单，东帝汶政府为节省开支，解雇了500余名政府军士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被解雇的士兵要求多发两个月的薪水作为补偿，政府没有答应。
于是叛乱士兵开始游行，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也没当回事，该干吗还干吗！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严重起来，让我们不得不重视。”老吴一脸苦笑的道。
“当时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消息的，我一个同乡新开的商店被暴徒焚烧了，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过于平静，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到了这个时候，生活方面，我们初到那边是处处谨慎，需要添置生活用品和外出工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不敢乱走，后来发现当地人只要你不去故意触犯他们，他们还是很尊敬华人的。”
“这个同乡是跟我一起来的10个人之一，听到消息的时候当时我正开着车，猛吃了一惊，方向盘似乎都握不稳了，马上靠边停车，打电话给老乡。”
电话打通了，老吴的同乡在那头无可奈何地说：“烧掉了，都烧掉了，整个店都被烧掉了。”
老吴的这个同乡刚来的时候是做泥工，赚到钱后开了一家店，卖小商品，开在一个叫戴比塞（音译）的类似国内农贸市场那样的综合市场里头。
生意不错就又开了一家，华人嘛想得长远一些，不像当地人吃饱穿暖就行，但这样，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比如说老吴。
第二天老吴去看他，看到的情形是，整个市场七零八落，一半以上的摊位和店面被烧掉砸掉了，东西所剩无几，随身财产基本是等于零了。
事后听同乡告诉老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店被烧后专门去慰问过他，还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用品。
这一来他们就很紧张了，到了下午，老吴有个印尼朋友打电话给他，说，叛军今天要过来了，你们赶快到我这里躲一躲。
他是住在总统府边上的，相对安全。
朋友打电话来时，老吴刚忙完工作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就马上开车回家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去他家了。
老王和朋友分析局势，商量该怎么办，坚持下去还是暂时离开。
当地中国人有大约五六百人的样子，都是勤俭创业的人，这些人也都小有身家，所以他们更加危险，是当地暴乱分子首先要攻击抢劫的目标。
来了三年多，老吴的动产和不动产加在一起也有5万多美金，加上手头上还有三个小工程，走了大概连工程款也别想收了。
但事出突然，连几家银行也都关门不营业了，能带走的现金只有身上的一点点。
最后还是决定走，因为老吴听到和看到外面郊区的一些地方，开始有暴徒烧房子、枪战，事态正在扩大，所以想先到哪儿避一避。
当晚9点，他们工地上一个同乡，没车子回不了宿舍，老吴还开车送他回去，当他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大街上表面看上去很平静，是过于平静了，好像就他们一辆车在行驶，这让老吴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老吴的房子是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宿舍兼着办公室，有电脑、空调、冰柜、洗衣机，还有建筑机械，但已经不属于他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去中国大使馆。
到了大使馆一看，当时进进出出的人那叫多啊！
一天下来总有个几百人去问的，大使馆的电话此起彼伏，不是手机响就是座机响。
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人员问问，他说：“要离开的话，联系方式留下来。”
当时考虑到最邻近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达尔文，中国大使馆联系了澳大利亚大使馆，准备安排老吴他们先撤离到达尔文。
当时网络非常繁忙，手机打不出去，老吴和同乡联系不上，没法商量，只能断断续续发短消息联系。
那几天中国大使馆一直在和国内联系，老吴在朋友家待到次日中午，接到大使馆通知，要求把他把周边的要求回国的名单以短消息的形式发过去，准备回国。
当时东帝汶国际航班已经停飞，这样要想离开此地就只能包机了。
老吴想到了多年打拼的财产，心有不甘，但现在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索性不去想它，坐在床边狂发短消息，一共发了几十条，因网络不好，也不知道到底收到了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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