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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埃文-贝尔以一部“死亡幻觉”出现在了演员的位置上，当初这部电影可是被成为高智商电影，不少人看完都一头雾水；今年，埃文-贝尔又出现在了另外一部高智商电影“改编剧本”中。事实上，“改编剧本”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高智商电影，更像是一个富有哲学禅理的剧本。
中国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正在给小和尚讲故事。故事的内容是，从前有座山……无限循环。“改编剧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这样一部作品。
当初影评人在分析“死亡幻觉”时，是将这部电影拆分成如同流水账一般的无数个镜头——四十七个段落、一百一十个场景，由众多个看似无意义的镜头串联在一起，构建成了一部让人糊里糊涂的高智商电影。相对而言，“改编剧本”是按照传统叙事风格展开的，就显得容易理解多了。
这是尼尔-达西连续第三遍看“改编剧本”这部电影了，作为“纽约时报”近年远近驰名的影评人，尼尔-达西自然是有两把刷子的。初闻“改编剧本”出自编剧查理-考夫曼之手，而且他在“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之后又再次和导演斯派克-琼斯合作，尼尔-达西就燃起了兴趣，他知道，查理-考夫曼的电影可是一向值得深究的。再加上尼古拉斯-凯奇、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埃文-贝尔的组合，尼尔-达西对这部电影倒是有了八分期待。
十二月六日，“改编剧本”举行点映，全美国只有七间电影院对这部电影进行播放，纽约三间，洛杉矶四间，仅此而已。
按理说，颁奖季上映的文艺剧情片绝不在少数，“改编剧本”从之前的宣传来看就不温不火，获得的关注高不到哪儿去。但似乎所有人都忽视了埃文-贝尔经历七月份诽谤事件之后居高不下的号召力，一部不被看好的“狙击电话亭”票房都能硬生生地过两亿门槛，那么在七间电影院上映的“改编剧本”，门票一售而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幸，尼尔-达西以影评人的身份，通过“纽约时报”的关系，拿到了一张电影票。这才能够在第一时间欣赏到这部电影。
看完第一遍，尼尔-达西琢磨了一下，似乎是明白了，又似乎有些糊涂，他可是要写影评的，自然不能一知半解；于是他接着看了第二遍，这下，居然又更糊涂了一些，所以，尼尔-达西不顾时间已经就要见到七号的朝阳了，又走进电影院连续看了第三遍。
“改编剧本”讲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编剧查理-考夫曼试图将“兰花盗贼”这本小说改编成为一部电影，然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似乎每天都在好莱坞上演，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剧本在编剧手中面世，但真正能够搬上荧幕、又取得成功的，却是屈指可数。所以，这部电影更像是在对好莱坞编剧现状进行的探讨。
尼尔-达西知道，在写作这个领域之中，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安伯托-艾柯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作者的理论。安伯托-艾柯认为，写作时有模范作者、经验作者、叙事者三个概念。简单来说，叙事者就是小说中的第一当事人，通常的“我”；模范作者则是那个隐藏在文本后面讲述故事的人，比如说“福尔摩斯侦探全集”里负责叙事的华生；经验作者就是小说家本人，就是那个署名的人，比如说“福尔摩斯侦探全集”的作者柯南-道尔。
在许多小说之中，模范作者、经验作者、叙事者的位置经常被打乱，互相重叠又互相独立，使得小说变得非常奇妙。比如说中国那个和尚在庙里说故事的小说，和尚就同时是模范作者和叙事者，甚至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经验作者。这就是安伯托-艾柯理论的奇妙之处了。
“改编剧本”，也是在安伯托-艾柯理论上发展出来的一部作品。但重点就在于，查理-考夫曼用很巧妙的方法，将模范作者、经验作者、叙事者的位置不断调换，导致尼尔-达西这个专业人士也被绕进去了，不得不接二连三坐在电影院里仔细解读。
故事开头是一大段独白，然后出现一部叫做“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的电影的片场。尼尔-达西不由笑了笑，“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就是现实中查理-考夫曼和斯派克-琼斯的作品，这一个开头其实就是查理-考夫曼故意混淆观众视线的伏笔了。而电影之中主角的名字也叫做查理-考夫曼，就是编剧捉弄观众的第二个手段。
回到电影之中，“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的编剧查理-考夫曼被驱逐出了片场。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赫然就是由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查理-考夫曼一角。接着，是查理在说服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希望将一本叫做“兰花窃贼”的书拍摄成电影。
画面一转，来到了三年前的纽约，“兰花窃贼”的作者，纽约客专栏作家苏珊-奥尔琳在电脑前写“兰花窃贼”这本书，追忆这本书的由来。第三遍观看电影的尼尔-达西此时才明白，这是查理-考夫曼混淆观众视线的第三个伏笔，现实中的确有“兰花窃贼”这本书，作者也的确是苏珊-奥尔琳，现实中的一切都被搬到了电影之中，让人对哪部分是电影哪部分是现实无法立刻分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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