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瀚抬手一招，有差役抬着几个大箱子来。
“说实话，”赵瀚扫视那诸多士子，“我对诸君非常失望。你们当中，有许多都是举人，还有几个丁忧或罢官的进士。你们家里的田产，也多被强行分了，就搞不明白本镇为何分田吗？黄先生（徐颖）到处传播，你们就从来不看《大同集》吗？”
无人说话。
赵瀚点名问道：“人中，你可看过《大同集》？”
“看过。”陈子龙回答。
赵瀚又问：“可知我为何分田？”
陈子龙说道：“《大同集》论述颇多，关于分田之政，总结起来不过十六个字：抑制兼并，增加赋税，打击豪强，收拢民心。”
赵瀚笑道：“你可反对在科举中加入数学、几何？”
“并不反对。”陈子龙说。
“刚才众人反对，你为何不讲话？”赵瀚问道。
陈子龙叹息：“讲了便要得罪恁多人。数学、几何，看似小道，实为大道。玄扈先生的《几何原本》草稿，如今就在鄙人的书房里。”
难怪陈子龙不反对给科举加料，原来他早就已经掌握了，甚至收藏有徐光启《几何原本》的草稿。
“你对皇权怎么看？照实了讲。”赵瀚说道。
陈子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对人而言，蛇虫鼠蚁善恶难分。对天而言，人便如蛇虫鼠蚁也。天威浩荡，却以人之善恶致其祸福，其赏善罚恶，却是善者不善，恶者不恶。天无由已告之，故至今而未悟。苟知有所不能矣，则当少弛其权。”
此言一出，有的士子惊骇，有的士子赞叹。
这话明摆着在讽刺崇祯，同时也在提醒赵瀚不要刚愎自用。
人搞不清蛇虫鼠蚁的情况，就像天子搞不清万民的情况。天子却非要搞清楚，然后胡乱进行赏罚，导致赏罚不明、无人做事，天子的权利应该予以制约。
包括陈子龙在内的很多抗清义士，别看他们为大明殉国，但其著作都非常讨厌崇祯，而且纷纷提出限制皇权的思想。
陈子龙的真正主张，是进行“世家政治”，恢复古代的五等爵位，恢复汉晋的士族生态——虽然在限制皇权，实际属于开历史倒车。
当然，在读了《大同集》之后，陈子龙的思想在改变，因为他发现世家政治，会引发更恶劣的负面效果。
赵瀚却听出另一层意思：“汝欲结党乎？”
陈子龙说道：“孤立无援，谁能做事？人必有朋，事必有党，自古朋党难以禁绝。大明之党争日烈，源于内阁制度。皇权相权，此消彼长。相权又一份为几，人人欲得首辅之位。君臣猜忌，阁臣互斗，又各自援引六部，意图获得部权。兼之科道，政斗更甚，党争遂愈演愈烈。”
“朋党便能治天下？”赵瀚问道。
陈子龙说道：“当以君子之党治天下，不可令小人结党据高位。”
“此言差异！”一个士子猛地站起来。
赵瀚微笑道：“请自报姓名。”
这士子拱手说：“山阴张岱，字宗子。”
张岱？
赵瀚笑得更开心：“张宗子请讲。”
张岱拢着袖子说：“东林党、复社便无小人？阉党之中便无君子？何来君子之党，小人之党。我倒是认可侯朝宗（侯方域）的《朋党论》，朋党不能以君子小人分之，应当分为在上之党、在下之党。”
“何为在上之党，在下之党？”赵瀚问道。
张岱说道：“居庙堂者，为在上之党；处江湖者，为在下之党。在上之党禀国政，在下之党为辅助。然而，以党争而论，在上之党为祸轻，在下之党为祸重。一个在上之党，是无数在下之党利弊合之，所行之事亦为无数利弊之聚合。”
“妙哉！”赵瀚拍手赞叹。
这话是说，一个党派有当权者，背后站着无数在野的党人。
党人一旦当权，言行就不能代表自己，而是代表身后无数党人的利益。即便君子当了党魁，也被无数党人的利益所左右，根本就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施政。
张岱拱手说：“总镇，此非吾之言论，只在引用候朝宗的《朋党论》而已。”
侯方域看得这么透彻？
赵瀚不知道，《朋党论》是侯方域少年时写的文章。
“候朝宗何在？”赵瀚问道。
陈子龙回答说：“北京。”
崇祯正在颁布“赎罪令”，只要家属交够了银子，就可释放诏狱里的罪臣。
侯方域这次没来江西，到北京交银子赎爹去了。
又有一个复社士子站起：“君子可结社，但不可结党！”
赵瀚笑道：“请自报姓名。”
复社士子说：“夏允彝，字彝仲。”
这是夏完淳的亲爹，此前在福建当知县。前段时间举城投降，由于官声极好，救活百姓无数，因此可以直接做县丞。但是，必须到白鹭洲书院进修！
夏允彝和陈子龙是好友，但两三年不见，两人观点相差极大。
随着大明社稷日暮西山，东林党、复社内部也在反思，很大一部分人变成“调停派”。
即调停党争，大家放弃私怨，一起共谋国事。
历史上，随着崇祯的死亡，“调停派”越来越多，都不想再搞党争了。但当权者却不愿调停，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夏允彝和张岱都坚决主张调停。
等到弘光小朝廷覆灭，“调停派”变得更加彻底，认为君子不应结党，朋党必然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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