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而不扬父之恶。是故，鲁隐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让桓正乎曰不正！”
在叨叨半个时辰后，萧望之终于结束了他对皇太子所指“元年春王正月”的解答，再看对面，皇太子已经快晕了，估计他对选了这春秋开篇六个字后悔死了。
这段不像人话的话，大体意思就是，鲁隐公要让位给弟弟鲁桓公，非正也，邪也，若是做了，就是成先父之恶。
榖梁强调鲁隐公即位是正，而让桓就是不正。
“借古讽今啊这是。”
任弘知道，萧望之是想隐喻，根据宗法只有由汉武帝的嫡长子卫太子的子孙即位才正。
榖梁派今日的套路，作为已经在政坛混了十几年的老狐狸，才一句话就被任弘摸清了。
“他们是想打卫太子牌。”
今日之辩，榖梁无疑是有优势的，卫太子生前就更喜欢榖梁而非公羊，拜瑕丘江公为师，反倒是《公羊春秋》，却屡屡给卫太子的敌人递刀。
比如汉昭帝时，那个伪卫太子叩阙一案，京兆尹隽不疑将此人抓了起来，当别人问为何他还没搞清楚就抓人时，隽不疑依据《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元年》之事说道：“就算是真的又如何？过去卫灵公太子蒯聩违命出奔，后来归国，卫君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
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被昭帝和霍光赞许，几乎成了对卫太子的定论。
而刘询即位后，试图尊生父史皇孙为皇考，结果被有司反对，当时上疏的人就是公羊派，引述《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加以反对。
这些小疙瘩，皇帝心里可都记着呢，萧望之只讲“元年春王正月”，而榖梁阵营里的蔡千秋、严更始等人，则在叙述中故意引述这些篇目，试图勾起天子的回忆，并力图表明，《谷梁》有利于他为自己争正统。
不过任弘以为：“榖梁今日怕是打错算盘了。”
……
对榖梁拼命将事情往卫太子身上靠，刘询确实是不以为然的。
和历史上大不相同，刘询对所谓“继位正统”，对卫太子一系到底是大宗还是小宗，已经没那么重视了。
灭匈奴这种千秋之功达成，让年轻的皇帝自信极度膨胀，上承汉武世宗之业，报高祖高后九世之仇，如此大功德，堪比历史上的武王伐纣，后世人会质疑周武王非嫡长子么？
昭帝无后，刘贺又被论证成淫乱，广陵王刘胥因谋逆案被宽赦后变得极其老实，宗室之内，已经无人能对刘询构成威胁了。哪怕史氏再撺掇，刘询也不会替巫蛊翻案自找麻烦。
过去的事已经翻篇，皇帝更感兴趣的，是关于未来。
那么，榖梁派能给天子提供怎样的未来前景呢？这是刘询比较关心的事，但萧望之却让他略感失望。
“亲亲之道！”
萧望之接上蔡千秋，开始做对那六个字做最后叙述，与偏向权变的公羊不同，榖梁派十分重视礼义教化，重视宗法情感，多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明《春秋》为持世教之书。
刘询不动声色，但如今的大汉天下，显然不能光靠亲亲和隆礼就能治理。
榖梁终于说完，憋了很久的公羊派由贡禹出面，又开始老调重弹。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就是《公羊》开篇立意的大一统学说，曾是汉武帝削弱诸侯，加强中央的依据，可现在中央强大，诸侯羸弱，实在是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而在鲁隐公、鲁桓公兄弟的问题上，因为公羊与榖梁所持看法相反，认为鲁隐公应该让位于桓公。贡禹又得拼命圆，榖梁不是暗暗将鲁隐比拟成卫太子及其子孙么？那他们就得反其道行之，将鲁隐比拟成孝昭皇帝，以此证明公羊的理论依然是支持今上继位的。
“权变，这是权变。”
贡禹只能如此宽慰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公羊家能活下去，从孔子到如今，四百余年间，儒家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最终吞并百家独立于世，靠的就是这权变与对时局的适应。
榖梁、公羊说罢时，石渠阁外的光线，已经从早上的偏东，变成了如今的偏西，不知不觉一整个中午过去了。
而终于轮到左传一派叙述他们的见解，却见榖梁、公羊皆是六位队员参战，一左一右坐成一排，唯独中间的左传一家，只派出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孺子，也未戴儒冠，一身锦服，独立于世。
被这群老儒乏味枯燥的叙述弄得已经快打瞌睡的皇太子刘去疾，见到刘更生要发言，这才重新打起精神来，此人不仅是西安侯高徒，刘宗正次子，还是他的伴读，时常入宫。
刘去疾学《春秋》时，那简略的经文让他兴趣寥寥，倒是刘更生讲述的“郑伯克段于鄢”“宫之奇谏假道”等《左传》原文上的生动故事，让年幼的皇太子尚有一丝兴趣。
这便是以史实解经的好处了，相对于纯理论的公羊、榖梁，左传显然更加通俗易懂，任弘只要愿意，便能让此学立刻散播天下。
相较于榖梁、公羊揪着六个字长篇大论，刘更生的叙述就简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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