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魏国”是草台班子，一切从简，将栎阳县寺的招牌一摘，“御史府“的牌匾就挂了上去，因为赶制仓促，上头连木刺都没推干净。
而景丹却管不了那么多，众人还在挂匾仰头看它正不正时，他已亲自抱着一大堆简牍入内，占了一个角落的案几一坐，就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魏王所用看似秦制，其实仍承于汉制也。”
景丹知道，别人是巴不得号称自己是大汉正统，唯独第五伦，秉持“人取我弃“的心态，就是不想用汉制之名。然而纵观他的政府构成，与吕后、文帝时无异，置左右相国，这不就是汉文帝时陈平、周勃分治么。
时人也将“丞相府”称为大府，“御史府”称为小府。景丹虽然没当上相国，略有遗憾，但他很清楚，权力之大小，根本不看名号，而看实际。
“汉时，相名为百官之首，然而大多数时候，就是挂个名而已。”
据景丹了解，自景、武以来，丞相大多碌碌无为，府中待客宾馆几为丘墟，因为没实权，连登门为客者都寥寥无几，说难听点，不过是个为皇帝盖戳子的人形印章。
与丞相的境遇相反，御史大夫却往往在朝堂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汉景时的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议，百官莫敢难。
而汉武帝时，皇帝大权独揽，丞相更难混，职权甚至被御史大夫侵夺，很长一段时间，天下事皆决于御史大夫张汤。铸造五铢钱、实行盐铁官营、告缗算缗等重大政策，皆由御史大夫张汤承武帝旨意办理，临朝奏事亦由御史大夫独对，丞相取充位而已。
如今右相空缺，左相耿纯远在东方，加上第五伦考虑到乱世草创，需要的是新政府高效有力的运作，而不是横生枝节的相互掣肘，连内朝都未设立，只让朱弟等年轻人做“尚书郎”，负责传递文书，一时间内政重担，尤其是政务决对和人事任免，就集中在景丹身上。
不过这种临时的状态恐怕持续不了多久，一旦拿下河东，使得东西打通，若第五伦将耿纯调来，或者最终决定任命一人为右相，权力关系就会调整，内政只怕会被一分为三。
所以景丹要趁着这当口，尽可能表现自己的能力，就算日后职务不变……
“御史大夫虽为副丞相，其职权却可超真丞相！”
钱粮和经济归少府、治粟内史管，景丹不必太多过问，眼下御史府最紧要的工作，就是他们的本职：置、免官吏。
和在常安时不改官吏故职不同，对这“魏国”的核心，列尉、师尉两郡，第五伦是大刀阔斧进行任免的。
列尉十个县比较简单，第五伦颇为熟悉，早就有一份名单。他当初为户曹掾时走遍全郡每一个乡进行考察，知吏治得失里闾奸雄，当初打了“√”的官吏，开始大胆任用，而过去打了“×”，如今还在位子上残民的，就一口气撸掉了不少。
这评判不以道德尺度为标准，比如故长陵县宰鲜于褒，是个贪官，但却也是治县小能手，遂让他复出为列尉郡丞。
第五伦私下对景丹道：“我的举主张湛张子孝乃是道德楷模，鲜于褒则是有污点的官吏，可真要论治郡之能，前者尚不如后者。”
现在更多要考虑的是能否督盗贼，安集民众，不在后方惹乱子。
而景丹则对师尉郡较为熟络，然而县上擢拔的多是当地豪右子弟，一来因为识文断字者多出于豪贵之家，不用他们用谁？其次，他们背后的家族多是地方实力派，诸如夏阳司马氏、徵县李柏，才完成了对田况的背刺。现在魏国统治未稳，以攻略河东为首要目标，远没到大清洗的时候。
景丹工作认真细致，交上去的奏疏，第五伦大多认可，偶有不解召景丹入栎阳宫询问，亦无大问题，只是擢拔的名单里，栎阳大姓景氏竟无一人在列。
第五伦遂对景丹道：“举贤不避亲，孙卿勿要有过顾虑啊。”
景丹只长拜道：“景氏中人无甚才略，不宜为官。”
第五伦连对临渠乡诸第的任用都十分谨慎，景丹怎么敢让族人鸡犬升天，若出一二个仗势胡为的，不是败坏他的名声和前途么？
从栎阳宫里出来，景孙卿腰酸背痛准备回居所小憩时，耿弇却来拜访了。
因景丹曾在耿弇父亲麾下，长期担任“佐贰”，两人关系较为亲近，耿弇素来高傲，对别人不假辞色，待景丹倒是满敬重，此番却是来辞别的。
“魏王又让万君游担任主攻，而我则要北上去上郡。”
耿弇先前为错过了临晋之战遗憾，在进攻河东的会议上积极自荐，希望能拔头筹，但第五伦却认为渡河打正面不能发挥他的长项，遂令他担任偏师。
第五伦下午在栎阳宫里就对景丹说，小耿肯定会来找他抱怨，果然如此，遂笑道：“在我看来，真正能建大功的，还是伯昭这一路啊。”
景丹指点着北方道：“如今卢芳称汉帝，引匈奴寇乱并州，胡骑频繁出现在上郡以北，让刚被封为太保的马员颇为不安。”
“此外，伯昭奉命整编越骑营，魏王答应每骑再配备一匹好马，然关中缺马，上郡却不缺，此去正好补充战马，若遇小股胡骑侵犯，还能出塞与之较量，就当是练兵了。越骑营的怠惰，正该用塞北的寒霜来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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