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中有种说法：新莽灭亡，天下纷乱，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五陵。
不信且看，那蜀中的白帝公孙述是茂陵人，成家政权虽然也起用了不少巴蜀士吏，但亦多有公孙述的姻亲、故旧、宗族自五陵投奔，被公孙述重用。
至于魏国就更不必说了，第五伦家起于长陵，朝中诸如马援、耿弇父子等文武群臣，泰半出身五陵豪贵轻侠。
除了被第五伦清洗夺地的那批土豪外，五陵少年积极投身新政权，或参军入伍为军官，或参加文官考试成郎。时人都觉得，这是五陵在汉代百年来厚积薄发的结果，好文礼的世家、游侠通奸的豪杰，只要愿意，文武两途都有机会在魏国崭露头角。
然而五陵之一的安陵县，偏偏有一位早早跻身朝堂，却又中途辞官引退的人。
班彪已经从奉常官署辞职一年多了，一直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但这一载来，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除了刘子舆的“北汉”土崩瓦解外，曾经被班彪视为“正统”的凉州西汉政权也遭第五伦攻灭。坊间传言说，孺子婴被隗嚣献给了公孙述，连扶持孺子婴的老刘歆都幡然悔悟，认为第五伦才是真命天子，故而只身来投，病故于洛阳……
作为一个铁杆的复汉派，在现实中找不到寄托的情况下，班彪只能将自己的苦闷寄思于简牍之上——他依然拒绝使用风行长安的纸张，对第五伦利用雕版印刷大批量炮制《汉德已尽》之类的文章散播天下，更嗤之以鼻，认为那都是没有魂灵的呆板文字。
真正有灵魂的文字，只能出自于文士缓缓移动的笔触中，一如班彪现在所做之事：他正在为修一本《续史记》做最后的准备。
“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年间后，因太史公病故，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且最记载了昭宣之事，至于元成哀平，乃至于王莽篡汉，鲜少涉及。”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史学家，班彪当然要担起拾遗补缺的重任来。
于是他依靠自己在魏国天禄阁上工作的便利，继采前史遗事，又在乡间旁贯异闻，如今资料初步完备，可以着手创作了。
但班彪非但看不起给史记作后续的褚少孙等辈，对司马迁也颇有微词，觉得太史公三观有问题！
“司马迁论大道则将黄老置于前，六经放于后。“
“序游侠则看轻处士，而对战国奸雄大加赞赏。”
“还有这货殖列传，通篇崇势利，羞贱贫，这天下熙熙攘攘，难道不是圣人帝王一手备物致用，方能成势么？与庶民何干？”
最让班彪不满的一点是，司马迁明明活在汉朝鼎盛的武帝时代，但作史时，竟然只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简直是不可理喻。
在班彪心中，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功业不止空前，更是绝后！
王莽复古复的是三代迷梦。
而在班彪意识里，最好的年代，是文景、昭宣，再不可复得。为汉作史，这也是班彪与现实做对抗的唯一方式。
不过，虽然班彪打算断汉为书，却不名为《汉书》，是因为班彪还存着一丝幻想。
“除胡汉乃是匈奴傀儡，不足道哉外，玄汉、北汉、梁汉、西汉虽或灭或崩，但汉家没有尽亡。”
班彪目向东南：“听说淮南江东的吴王刘秀，已经击败赤眉，控制了两州之地，麾下虎贲十万，战将百员。这形势，难道不比当初困于巴蜀汉中的高皇帝更好？第五伦虽然侥幸夺取北方，但说不定日后，吴王能锐意北伐，以弱胜强呢？”
就在这时候，屋外的街道上，却传来一阵喧哗，吵吵嚷嚷没完没了，班彪被扰得颇为烦躁，开门出去看了看，却见门外大街上聚集了不少人，在那议论纷纷。
“兄长，出了何事？”
班彪问早一步出来，已经出去转了一圈的族兄班嗣。兄弟二人都选择隐于市，但原因不同，班嗣是真的淡泊名利，对一切出世做官都不感兴趣，班彪则是因为政治倾向。
但再怎么保持距离，作为五陵人士的一份子，时代变化的浪潮，他们就算不迎头顺势而上，也会被卷动的余波所及，很难独善其身。
班嗣摇头，告诉班彪：“是县中去长安参加会试的人回来了。”
自前年的第一次文官考试过后，隔年一试成了定例。因为第五伦沿用的是太学考试及汉武时举试天下士子的旧例，不算特别突兀。加上乱世之中，过去依托孝廉的利益链条被打破，所以反对者不算多。经历了第一次考试的无序后，今年的考试参与人更多，毕竟甲乙丙三榜都能实打实做官。
因战乱，考试日期从三月推迟到五月，给了五陵士人大量准备时间，他们不再是懵懂地单打独斗，而是以家族、师承为单位，平日就一起“复习”“猜题”，临了则集体出动，同去同还。
只要有一个人考中，就是家族、门派的胜利。
这不，因为年龄等原因，未能参试的士子，便围着归来之人，询问题目呢！
“今年经术题里，五经各占的比例是多少，究竟哪家师承得以出题？”
“数术考了是粟米还是积分？难不难？”
“常识题问的是何事？去岁考的是种宿麦，今年不会考母猪如何产仔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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