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出身贫寒，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因生计无着，带着他改嫁，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贫寒生活。青年时期，范仲淹在山间僧舍读书，非常贫困，将一小盆粥冷冻之后分成四块，放一点韭菜和盐，就是一天之食。
然而，在登进士第入仕之后，范仲淹的境况便顿然改变，政治地位且不说，仅从经济收入看，当他还仅仅是大理寺丞、秘阁校理这样的小官时，一年的俸禄已经非常可观，也可见宋朝对士大夫优礼政策之一斑。
自身地位的强烈反差，幼年时的雄心壮志的得以舒展，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切，造成了范仲淹浓厚的报恩思想，所以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不过，范仲淹报恩，对象并不只是皇帝，而是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方式来报答朝廷对他的恩遇。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宋代朝廷与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而且是非常直白的诱人以功利，明确提出一个人的身分与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的。
不可否认，利，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但古代的书生士子并不都是唯利是图之人，自古以来，在他们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不过，这种责任意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在许多时期里，使许多士大夫得不到抒展。
北宋以前，门阀士族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然而经过唐末五代的大动荡，门阀观念基础已经非常的薄弱，五代时期王朝像走马灯似地不断更迭，不仅打乱了固有的政治秩序，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组合，基本上找不到唐代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士庶之争了。
宋朝正是鉴于历史上出现门阀制度、隋唐士庶之争、五代武装割据的弊端，加之自身是通过篡夺建立起来的，为了能够最广泛地笼络天下人，特意定下一项基本国策，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但谁都心知肚明，那就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
范仲淹就是宋朝优礼士大夫政策的受惠者，所以在他的言行中，都浸透着一种浓厚的报恩思想，不过，在他心里，已不是简单地对皇帝一人报恩，而是升华到为一个朝廷尽忠尽力，为这个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尽心竭虑的境界。
少年时期，范仲淹曾为自己的将来设想了两条生活道路，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医，可以看出，他的两种人生设想，一是救世，一是济民，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入仕之后，这种忧国忧民意识，变得更为强烈，所以哪怕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也不能磨灭他这种救世济民的思想。
或许，在有些人的眼里，范仲淹活得很累，立志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楚质自问做不来，或者正是由于这点，他才会格外的敬佩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行为。
“老夫留你下来，可不是为了听你谄媚奉承之言。”范仲淹摆了摆手，淡声道：“前几日交付与你的事情，可都办妥了？”
“那是自然。”楚质说道，带着一丝请功似的笑容，从怀里掏出十几张契单来，都是购买粮食的凭证：“按照太守的吩咐，已将钱银支付予他们，随时可以搬货。”
仔细翻看几张契单，范仲淹露出满意之色：“很好，这事你办得不错，没有辜负济川兄对你的期望。”
听到这夸赞之言，楚质如同饮了蜂蜜一般，全身上下甜滋滋的，觉得自己几日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要知道为了能够尽快粮商达成协议，他可是不停的辗转于各大货船之中，费尽了口舌侃价，才和那帮漫天要价的商人签定了契约。
“下官可不敢居功，全赖太守居中调节，运筹帷幄，此事才得以圆满解决。”楚质心服口服说道，绝对没有丝毫溜须拍马的意思。
当初楚质自以为想到解决杭州城缺乏危机的办法，兴冲冲的前来向范仲淹献策，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暗自得意，觉得自己还是很有能力的，不想范仲淹只是微笑的对他的这次行为表示肯定，却根本就没有采纳他所献计策的意思。
嫉妒贤能？还是刚愎自用、不肯虚心纳谏？腹诽的念头还没有闪过，楚质却听到一个让他惊愕不已的消息。
“去城东码头，与货主磋商购粮之事。”
到现在楚质还记得当时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迷惑、愕然中，却听范仲淹淡然解释起来，原来在得知干旱来临之时，他已经派人到苏州、常州甚至荆南那带宣扬此事，而且还十分夸张的渲染杭州城物价飙升的消息。
这就是经验啊，要比自己所谓的逆向思维、反向思考更加有用，楚质感叹万千，当自己还在冥思苦想对策的时候，人家已经布置好后手，这就是差距，不是多抄几首风花雪月诗词就能弥补的。
感叹之余，楚质当然十分荣幸的接受了范仲淹的委派，秘密的与商船货主接触，远道而来的粮食货商到达杭州之后，发现传说有虚，这里虽然发生了旱情，但粮价根本没有上涨，恼怒的大骂发泄一番，自认倒霉，准备将粮食脱手，再置买些杭州的土产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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