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是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以法治国的秦朝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其为虎狼之国，最重要的是秦始皇居然敢焚书坑儒，这简直就是犯了天下文人士子的忌讳，就凭这点，怎能指望编修史书的读书人手下留情。
而正是由于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强盛起来，才能吞并六国的实力，所以恨乌及屋之下，商鞅哪里还有什么好名声，连司马迁都在史记都记上一句，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不过到了现代，因于国策需要，对于一切敢于创新、变革的事迹、人物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是大多数人都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楚质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楚质也不赞成将商鞅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毕竟出于时代的局限性，商鞅制订的某些法令确有些苛刻，在现代某些人看来，是祸害人民的，是历史的倒退，但是楚质觉得，今人不能用自己的目光看待古人，然后以自己超前的意识对人家横加指责。
应该要以公允的态度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楚质认为，争辩那个法令对当时百姓是好是坏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精神，明知道积弊已深，还抱着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念头，那岂不是可笑之极。
要知道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可见新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连旧贵族们也在变法中受益，不然他们早就叫嚣着全盘否定商鞅之法，恢复古礼了。
相对来说，现在的范仲淹，还有之后的王安石，或者几百年后的张居正，他们实施的新政之所以都是先成功，后失败，法令全都被废除了，那是因为他们损害大多数权贵士绅利益的同时，却没有从另一方面加以弥补，新法能保留得住才怪。
固然对政治不怎么了解，或者说本身对于政治的敏感度不高，但是也不妨碍楚质吸收别人的成果，这就是身处在一个资讯发达时代的好处，就算你自己想不明白，不过听多、看多后总多少有些收获的。
穿越之后，虽明知道北宋存在许多弊端，不革新迟早会出问题的，但是变法的后果楚质也十分明白，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范仲淹等那些千古名臣强，连他们都没辄，自己哪里有这种本事，所以早抱着置身事外的心思，没打算牵扯其中。
变法可是件没收益却高危险的活计，成功了也别高兴太早，因为世事无常，生前固然风光得意，死后却可能被抄家鞭尸；失败了更惨，千夫所指还是轻的，说不定哪天就成了某些人口中的民族罪人。
而刚才范仲淹所言，看似不满楚质拿自己与商鞅比较，其实是在隐喻自己和他遭遇相似、同病相怜，楚质当然听得出来，就要装做诚惶诚恐的道歉，可是见到范仲淹心神耗尽，霜发染鬓，一脸憔悴的模样，楚质那颗本就不硬冷的心就软了下来，轻声说道：“*******，*******。”
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生命也心甘情愿，绝不会因为可能受到祸害而躲开，这句名言可是后世变革者们的座右铭，将其奉之为真理，楚质刚开口就有些后悔了，因为这话绝对能引起范仲淹的共鸣。
果然不出所料，范仲淹眼睛一亮，忍不住面露微笑，觉得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了，颔首赞许起来，不过也没有失态到击掌叫好的程度。
这多少让楚质稍微心安，也有些庆幸，还好这话没有旁人听见，不然流传出去，别人还以为自己是个坚定的革新派呢，至于听到此言的范仲淹，楚质相信他不会随处宣扬的。
范仲淹的确不会随意宣扬，不过楚质却忽略一点，以为范仲淹没有放在心上，然而他却是小看了这句名言的意义，抛开其中的变革思想不说，这话简直道尽了士大夫们应该具备有的品德。
况且范仲淹与何涉是什么关系，见到老友弟子这般有出息，自然要写信赞扬几句，而何涉当然不会错过为弟子扬名的机会，在与朝臣名士们聚会时，有意无意的提及此事，立即得到成片的肯定赞叹。
大臣名士都说好，那自然是好的，所以这句名言顷刻之间就传遍汴梁城，让一些人大叹后继有人之余，纷纷用此言教育后辈弟子，也让某些人心里极不舒服，暗暗警惕，而且也由此言为契机，在朝堂之上掀起许多风波来。
不过楚质远离京城，风波再大也牵扯不到他身上来，现在他只想着应该如何做，才能缓解范仲淹心中的郁积。
范仲淹以天下为已任，明白国家之弊，朝廷之危，有心施展心中抱负，可惜未半而中道崩殂，若是常人，可能为会自己的遭遇而叫屈报怨，而范仲淹具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广阔胸襟，按理来说不应该为了贬职而伤感郁闷。
然而这有个前提，那就是范仲淹还在为天下而忧，自然有种无力回天的心情，或者像他这样的人都有种事不可为而忧之的品行，总是忧心忡忡的，没病也酿出病来。
但是当楚质寻思着，如果自己劝慰范仲淹凡事应该看开些，别总是忧国忧民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就此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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