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欢的合理要求，柔然主阿那瓌断然拒绝，并将高欢派去的使者太常卿邢邵赶出王庭，向高欢传达自己的不满之意，然后让高欢再派人来商议迎亲的事宜。
拒绝了，但是没把话说绝。这位柔然主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
阿那瓌并不觉得高欢让柔然军队护送公主到边境有什么奇怪的，这只是人之常情。
但长久以来的政治嗅觉，还是让他产生了莫名的焦虑，隐约觉得高欢此举绝对是有所图谋。多半是对自己很不利。
反正如今柔然已经重创了北方的高车部落，起码五年以内，对方是翻不出什么浪来了。
阿那瓌并不着急，他觉得比起没有后顾之忧的自己，担忧南面与西面同时搞事的高欢应该更着急才对。女儿捂在手里又不会烂掉，吊一下高欢的胃口，并无不可。
于是倒霉蛋邢邵就这样带着随从骑着马，从屯扎在克鲁伦河岸边放牧的柔然王庭出发，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雪返回了安州。
比起高欢在阿那瓌那里吃了个软钉子，梁国中枢对于南下平叛的准备，倒是异常充分，推进过程也很顺利。
不仅兵戈、盔甲、盾牌堆满了府库，光是单兵弩都准备了几十万张！而且运输所需的漕船，骡子，驴，驽马都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过来，准备已经不仅仅是用充足来形容了。
既然此番南下广州是要从南康郡走韶关，那么有一段路靠陆路运输是免不了的，用驴车骡车运粮也是刚需，跑不掉的。
除此以外，大军内线作战，虽然粮秣问题相对而言要容易处理一些，但考虑到赣南地区土地开发程度低，民生艰难，本地筹集粮草很是不易。
所以军粮的来源，只能是以建康这边的为主。
于是刘益守下令动用丹阳仓内的粮草作为军粮使用，并“开创性”采用临时的非常手段去征集粮草入常平仓，以保证社会层面的粮价稳定。
为了弥补巨额军费给财政造成的负担，刘益守以天子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宣布将收缴建康与周边地区所有佛寺里的铜像，并称“佛熔金身，普度众生”，乃是大善之举。
将铜佛铸钱，用于百姓，有大佛理大智慧，种善因得善果！
朝廷请来德高望重的道希大师在台城太极殿内讲经，曰：佛之尊贵，不在门楣不在金身，而在人心。
百姓若是心中无佛，则庄严宝刹，大乘佛国俱为泡影。百姓若是心中有佛，则人间屋舍皆为佛寺，万物皆为佛光普照。
道希大师号召建康和周边地区的千佛万寺，改铜佛为泥佛，将铜佛交给朝廷熔炼后铸钱，造福百姓，宣扬我佛慈悲，恩泽四方。
虽然道希大师说得头头是道，感人肺腑，但参与讲经的各大寺庙代表响应者寥寥无几，更多的则是对此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甚至都懒得去辩驳。
开在台城的这次讲经大会成了道希大师的独角戏。
然而，刘益守叫这些和尚们来参加讲经会，不是跟他们打商量，而是在毫不掩饰的下达诏令罢了。
这些和尚自然可以不表态，甚至可以明确反对，但朝廷的态度却是很坚决的。
寺庙可以不关门，佛田可以不清理，佃户可以不清查，但你必须得给我把铜佛给上缴了！
这不行那不要，你当还是萧衍在位呐！刘都督是洛阳的高僧，可不是建康的高僧！佛教协会会长出来讲经，这不是在跟你们唠嗑，而是在下最后通牒！
面对众多一毛不拔的寺庙，建康中枢朝廷各机构都闻风而动！
以大理寺为核心的部门，倾巢出动查案。以有人举报建康城内众多寺庙藏污纳垢为由，将每个大小寺庙挨家挨户的搜查！
不仅查出了很多寺庙“开门接客”，银乱放荡，而且还查出其中不少寺庙都在窝藏赃物，其中就包括那些铜佛。
很自然的，这些赃物都被收缴，开放给苦主们“认领”，其中也包括那些铜佛。
朝廷既然做了，那肯定会把事情做完。
刘益守没跟这些寺庙讲客气，直接将那些收缴的铜佛熔炼后铸造成了新铜钱。
此钱外圆内方孔，因为现在年号是“洪武”，所以正面刻着“洪武通宝”，背面写着“元亨利贞”。
虽然官府称这些新钱为“洪武五铢”，但数年之后，世人却称这些铜钱为“万佛五铢”，有传言说此钱有佛光，可以保佑持有者，带来好运，挡灾避灾。
以至于此钱数量逐年稀有，收藏价值日渐增加，已经基本上不在市面上流通，已经不再担任货币的职能，而是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和祭祀器物。
再加上铜佛材质特别，与普通铜钱成分并不完全一样，导致该钱色泽质地亦是与众不同难以仿铸，以至于日渐珍贵。
某个权贵家里要是没个几坛子“洪武通宝”，出门都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是当官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此钱一出，就被建康各大寺庙用布匹与粮食疯狂收购，妄图将其重新熔铸成铜佛！
不过建康中枢发现这种与朝廷对着干的事情不仅不闻不问，甚至还隐隐乐见其成。
在有心人的操控下，此钱的价值一路飙升，远远高于萧衍在位时期的“梁铁五铢”（这种钱已经是被市场极度厌弃的货币，基本不再流通，朝廷也下令取缔了），也远远高于萧欢在位时的“建文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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