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关键设备和技术积累的不足，在这时却显露无遗。
大量设备、技术专利需要从国外企业、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手中购买，而对方开出的价格自然是天价，再加之巨大的资金成本和漫长的建设周期，这导致在短期内，华夏光伏企业投资上游多晶硅极难盈利，甚至在债务黑洞里越跌越深。
在2010年欧债危机暴发之后，西方多国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公共债务违约，光伏发电领域也成为了违约重灾区，一向依赖政府补贴得以迅速发展的光伏市场瞬间停滞，不仅近30%的光伏电站预建计划取消，光伏发电的补贴也开始遭到大幅削减，光伏组件价格狂跌70%。
一边是原料价格暴涨、一边是成品价格暴跌，在两头围杀之下，华夏光伏企业靠廉价劳动力撑起来的利润，最终被万里之外的金融家夺走。
然而，对于华夏光伏企业的围猎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在这一年，华夏光伏一度心存幻想的全球化体系也开始坍塌。
为了从金融危机中走出，西方纷纷提出“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新能源产业的回归和发展自然成为了重中之重。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在西方开始重新高高竖起。
2011年11月，丑国商务部正式对华夏输入太阳能电池(板)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丑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SolarWorld要求丑国政府对华夏此类出口产品征收49.88%至249.96%的反倾销税及反补贴税。
一时间，“三头在外”的华夏光伏企业几乎全线崩盘，销售渠道被掐断，给了华夏光伏产业致命一击。
2013年3月18日，华夏当时最大的光伏企业，尚德电力宣告破产。而第二大的光伏企业，英利集团总负债率也已接近80%，应收账款达到1.9亿元，多条生产线停产，企业命悬一线。
丑国投资银行MG在当时的报告中提到，华夏最大10家光伏组件生产企业债务累计达到175亿叨乐，整个行业已接近崩溃边缘。
华夏光伏的出口额从2011年的近250亿，大幅下跌到不足130亿叨乐，跌幅达到将近50%，可以说，整个华夏光伏产业为自己三头在外的产业模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然而，也正是经此一劫之后，华夏光伏行业，以及华夏官方终于彻底地明白了，任何一个先进产业，其技术基础、产业配套和市场布局都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摆在兔子面前的，是一条极度艰辛的道路。
在当时，内蒙的一个光伏发电厂的度电成本高达1元，而同期煤电成本仅为0.38元。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让电厂维持运转，那么官方首先要出资数千万元建设电厂，而后还需要用每度电0.62元的补贴价格，来维持电厂正常运转。
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放在任何一个由资本主导的国家，都不可能冒险去进行如此巨量的投资。
诚然，任何人都知道，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光伏发电的成本会逐渐降低，直到低过传统发电方式，可是，这个时间是多久，没有人有明确的答案。
也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在达到这个所谓的“平价点”之前，官方财政就被这个新兴产业拖垮。
但是，这只兔子是一个异类。
它的战略眼光超脱于任何现实利益，永远看向更远的未来。
2009年，金太阳工程启动，预计投入100亿软妹币，用财政补助的形式，促进国内光伏市场发展，为国内光伏企业建立起一个国内到国际的缓冲地带。
这个工程保住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解决了一大批用电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已经濒临死亡的国内光伏产业公司续上了最关键的那一口气。
同年，在新能源领域已经布局超过十年的中电投离开了它扎根的西部，跨越千里前往东部。
它所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加入苏北计划。
所谓的江苏计划，也就是对于苏北地区的开发计划，这个计划在当时已经筹备了接近15年，但由于当时沿海经济主要以清岛、尚海为主，苏北计划一直作为战略预备计划没有实施。
08年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迫切需要新的增长极，苏北计划升格为国家战略，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到2020年，整个省区的新能源发电量必须达到总发电量的40%。
在苏北计划的支持下，中电投联合协鑫集团建立1000MW级别发电站，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开发和验证新技术，而这一个项目，在此后源源不断地为国内光伏企业发展提供着强劲的技术支持。
市场和技术均已解决，而最核心的原料环节，则是被一名曾经默默无闻的工程师解决。
陈维平，华陆公司首席工程师。
2007年，他所主导研发的冷氢化技术全面落地，并在短短数年时间内打破专利壁垒，将这一技术传导到全国所有相关产业公司。
至此，三头在外的格局彻底打破。
随后，被金融危机压抑的华夏光伏企业潜力全面释放，此前在危机中选择收缩产能的西方产业无力及时调整产能，而在金太阳工程中保住绝大部分产能的华夏光伏公司成为了国际市场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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