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愿意怎么悲痛就怎么悲痛吧，我和白门必须得为今后的日子着想。权威此我们俩磋商过好几次，是不是应该把这场官司继续下去？是不是应该把民工首领他们送上法庭。虽然他们可能以强奸的名义敲诈我们，但那绝对是讹诈！如今那女人已经死了，估计他们的证据早就失落了。最后白门拍板：“官司是官司，地震是地震，如果咱们能把钱要回来，即使把代理费全部捐给灾区也未尝不可。但代理费一定要拿回来，否则以后在这行里就没法混了。”
我明白这个道理，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开饭馆的人最忌讳跑单，他们有句名言，跑了老婆也不能跑了单。律师行也有类似的规矩，代理费可以便宜，甚至可以非常便宜，但即便是一分钱，也是必须得要回来的。我笑着说：“你就不怕他们把你的艳照公布出来？”
白门信心满满地说：“相机没准早就砸毁了，万一他把照片拿出来，也是死无对证。我就说，那照片是PS的，是他们成心讹诈。”
几天后我们来到法院，要求开庭审理。法官为难地说：“被告不到场，只能缺席审理了。”
白门说：“只要你们判决了，我就可以要求强制执行。”
法官给我们俩倒了杯水，拉着白门好心好意地劝道：“被告都是灾区的灾民，告灾民你就不怕影响了你大律师的声誉？”
白门认真地说：“灾区的人犯了法也是犯法，法律的公正性和是否是人的身份没有关系。我可以把要回来的钱再捐给灾区，但这个事总得有个说法。长此以往，谁还敢为弱势群体出头？我们保护他们的权益，谁保护我们？民工们这么干是自断生路。”
法官干笑了两声，没理他。
不久法院的判决下来了，这事在法律上毫无争议，民工补偿代理费是天经地义的。拿到判决书的当天，白门在法院门口碰到了一个记者。记者问白大律师最近正在忙什么，是不是还在为弱势群体呐喊疾呼？白门一时没有控制住情绪，当着记者的面将天下的民工臭骂了一顿。他说什么民工都是白眼狼，过了河就拆桥，卸了磨就杀驴，谁为他们出头谁就是大傻子。他还说：老天爷震了他们是活该。你看，法院已经判下来了，这帮民工胆敢拖欠我白大律师的代理费？连大老板都不敢拖我的钱，他们居然敢！
骂过之后，白门立刻就后悔了。回到事务所他赶紧给记者打了电话，说那些话都是开玩笑，希望人家千万别把这些话登出来，还号称可以请记者洗澡，做按摩。记者在电话满口答应了，说大家都是朋友，谁敢拔你白大律师的胡子？
世界是奇妙的，奇妙之处便在于事情绝不会按照人的预料发展。
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标题竟然是白大律师状告灾区民工，天理何在？人性何在？内容大约是白大律师丧心病狂地认为地震是天谴，他置灾区民工的死活于不顾，一定要抽走万恶的律师代理费。如今灾区人民苦难深重，而某些人还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散盐，天理不容，天良丧尽……。
白门看到这篇报道时，竟然把桌子都踢翻了。他抓起电话找到记者，质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记者说：文章已经让编辑看上了，自己想撤都撤不下来了，你就担待担待，不是有意的。白门摔了电话，号称要和报社对簿公堂，让他们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
此时香君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惊恐地指着外面道：“你们看看外面，那都是什么人啊？”话音未落，哗啦一声，事务所的玻璃门就被打碎了，一块砖头擦着我的脑袋飞过去了。我们定睛一看，立刻吓得魂不附体。好几百个人民群众，群情激昂地冲了进来，口口声声要找白门算帐，要为灾区的老百姓出一口恶气。我含着眼泪劝大家冷静，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冲动。我嘴里应付着众人，偷眼一看，白门白大律师已然不见了。
群众们号称见不到白律师就不走了，今天一定要给个说法。我有些按捺不住，脱口道：“法律是公正的，法院已经判下来了，民工拖欠代理费应该给。”
一个操着西南口音的家伙嚷嚷道：“法律算老几，我们的老乡都死了那么人，你还想着找我们要钱，你们黑了心你们。”
我按捺不住了，叫嚷起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地震不地震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再不还钱，老天爷就更不答应了。”
此刻一个中年妇女把椅子抄起来了，对着我的脑袋说。“你个没良心的，人家是民工，人家容易吗？别说地震了，就是不地震你们也不应该向人家要钱，黑心鬼。”说着，她就把椅子扔了过来。
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大家纷纷叫着：“砸了他，把事务所砸了，看他们还要敢钱？”
我知道好汉难敌四手，赶紧换了一副嘴脸，求饶说：“我们不要了，我们不要了还不行？我跟白大律师说说，他要是再敢要钱，我就让他爸爸打折他的腿。”
幸亏我不是事务所的旗帜性人物，幸亏我不是大名鼎鼎的白门，群众们好歹是给我留了一条生路。他们一直闹到后半夜，闹累了，终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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