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成了名想躲都没处躲，这卫中的同僚也得知了此事，纷纷来打听，也有人来套关系的，有人来请夏元吉作词的，甚至还有伶人亲自登门造访，非要见一见这位‘贵人’。
夏元吉焦头烂额，他倒确实是个君子，并没有那么多圆滑，虽然主政一方，也有狡黠的一面，可人家带着笑脸来，固然是拉下脸来拒绝，纷纷挡驾，却还是有点儿吃不消了。卫里的一些书吏乃至于博士都取笑他，说他如今已是花楼里的‘状元公’，不晓得多少人对他牵肠挂肚。
这才是最致命的，这‘状元公’三个字对于夏元吉的身份，实在是莫大的侮辱，如今他虽为小吏，可终究还曾是部堂，又是君子，和这花楼戏院扯上关系，实在是难以抬头，可偏偏人家只是善意的玩笑，夏元吉竟是发作不得。
人嘛，总是会渐渐习惯，慢慢的，夏元吉虽还是对那些人不冷不热，却还是一些苦苦求告的一些甜头，偶尔有什么诗词，也会送去刊印，那儿自也会送了银钱来，他拿的心安理得。
只是数月下来，却是真真吓坏了他，不知不觉，他竟攒了纹银近千两，这千两纹银对于他这两袖清风的部堂来说，绝不是小数目，这还是他并不热衷此道的缘故，若是当真卯足了劲头去作诗词，怕是再翻几番也不在话下，都说谅山富甲天下，看来还真是如此，也难怪这谅山充斥了诗词歌赋的气氛，便是几个蹩脚的同僚，也隔三差五在公务闲暇之余要憋出那么几句词来，说来说去，还是这黄白之物起了效果。
夏元吉突然有些觉得可笑了，无论是朝廷还是圣贤，提倡的都是教化，可是历朝历代教化了这么多年，也未见什么功效，该愚昧的还是愚昧，目不识丁者依旧目不识丁，读书人读书，为的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和教化又有什么关系。反倒这谅山，以利相诱，倒是教化起来了，不但起来了，还很成功。
在这里，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读书气氛，夏元吉往来之间，极少遇到白丁，甚至是他走在大街上，遇到一些货郎，也是捧着一本书看，自然，那种书多半是一些杂谈野史罢了，可是人家识字，看的也津津有味，也有人摇头晃脑背四书五经的，多半是对现状不满意，希望在做工闲暇之余，多读些书，为自己将来谋个好的出路。
这里白日热闹，夜里更热闹，靠着卫里不远有条镇南街，一到夜里，便是灯火通明，各种吃食都有，连绵数里的长街上，竟有来自于各地的小吃，而且极为正宗，大抵是因为来这里谋出路的人有来自于江浙，也有川桂、两广等地的人，不只如此，还有大食人、倭人、暹罗、吕宋、佛齐甚至是昆仑奴，大家聚在这里，如今做吃食收成都不错，因而许多人便拿出自己看家本事，将自己家乡的特产做出来拿出来贩卖，因而琳琅满目，单单那做饼的，便有上百种，都是沿街叫卖吆喝，吸引客人。
这里夜间潮热，因而许多人睡的迟，许多人白日做工，夜里便禁不住犯饿，因而都免不了邀上一些好友，在这摊子这儿，寻那矮凳坐下，等那摊贩子做了各种煎煮油炸的各种吃食上来，酒水自然也有，从南到北，乃至于倭人的清酒也都有售，大家聚在一起，虽是油污多了一些，也不以为意，吃着小食，喝着酒水，说一些玩笑话和见闻，其中不乏是危言耸听之类的东西，也免不了有几句吹嘘，却也是无比惬意。
夏元吉被人邀了几次，后来自己挣了银子，于情于理，都不能不回请了，于是也会请人来，一来二去，便离不开这种市井的生活了，否则一到夜里，肚子便犯饿，又无心睡眠，断的是难受无比，渐渐的，他便每日都出来，或是和同僚，或是和几个认识的好友，上至官人，下到贩夫走卒，他竟都认识了一些。
接触了这些人，夏元吉一开始是沉默寡言之人，所谓君子惜字如金，可渐渐的，他竟也能和摊贩说几句玩笑话，微醉之后，发几句牢骚。
今日他们寻的还是一个江西人的摊子，吃的是豆花和几碟茴香，教人熬了一锅粥，又是半坛子黄酒，同坐的都是江西人，有做买卖的，也有一个读书人，姓杨，单名一个景字，这位杨先生举业不成，实在考不中，便发了狠，索性便离乡去，本来是受了一个同乡举荐，到广西一个知府那儿做入幕之宾，结果在那儿很不快活，人家只是碍着人情才用了他，对他不冷不热，他听说谅山这儿好，便来了，如今在一个学堂里教书，薪水不错，也很清闲，不过他是铁杆的陈学党，其实和夏元吉在学问上并不投机，只是敬重夏元吉的品德，因而愿意和他深交，用他的话来说，这便叫君子和而不同，管你认同不认同我，大家各为其主，平时也极少说学问上的事。
夏元吉也喜欢他，是因为此人颇为耿直，待人至诚，他渐渐的在谅山磨砺，竟许多时候忘了自己在朝堂中的事，反而喜欢了谅山的生活，虽有时为自己的际遇哀叹几句，可有时又觉得自己是陶渊明，那陶渊明是隐于山林之间，自己是大隐隐于市，享受这江湖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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