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喜欢写故事，越来越喜欢看电视剧和电影。我写的故事里总能有自己的痕迹，而我总能在各种各样的电影电视剧里发现自己的影子。所以高源总说我没什么大出息，是的，我承认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作家。充其量，我也就是拿文字当工具混碗饭吃吃。
那天把乔军送回家之后，李穹开车带着我和高源在四环路上转了仨圈儿。我史无前例地在那天晕车了，胃里乌七八糟的东西疯狂地往上涌来。李穹把车靠边停下，我打开车门冲了出去，那些污秽从我的口腔和鼻孔一齐喷发出来，颇为壮观。
李穹看着我的惨状说了句特有深度的话，她说：“看看，吐出来的都是思想！”我当时的思维有些模糊，这句话却听得格外清楚，它刺痛了我的心，很痛很痛。
深冬的北京，临近年关。午夜，空气里弥漫着潮湿，酝酿着一场风雪。
再回到车里，没有人再说话。李穹把车开得很平稳，一直开到我家楼梯口，我浑浑噩噩地被高源从车里拽出来，李穹很平地跟高源说了句“回去给她弄点儿开水，好好睡一觉”，就走了，连个再见也没跟我说。
我病了，发高烧，窝在床上蒙头睡了好几天。高源把我照顾得很好，有一天半夜里我烧得浑身发抖，高源一会儿找药一会儿倒水忙得团团转，好容易好了一点儿了。他在我旁边坐下来，手搭在我的额头上，来回摩挲了两下，用许愿的口气说道：“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回爸妈家过年。”
他说的爸妈指的是他父母。早两年，一到春节我们就分开几天，他回他家，我回我家，他从来没有提出让我跟他一起回他家过年，也从来不肯跟我回我家过年，因此我甚至觉得他是不准备娶我的。不知道为什么，骨子里我老觉得春节能在一起过才像一家人。我们因为这样的事情吵过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在意了。今年春节，我仍是准备跟我爸妈一起过的，我想带他们去海南过春节，机票也定好了。
我跟高源说：“你什么时候去趟普尔斯马特，把那仨椅子带回来，说话该回家报到了。”
我俩那天逛普尔斯马特的时候看见一种新型的按摩椅，全身都能按摩到。他妈特爱打麻将，老嚷嚷着颈椎难受，我爸的腰不好，我们就决定买三个，给两边的老头儿老太太，另外一个给张小北他们家老爷子。
“乔军说下午过来，回头他开车我俩一块儿去。”他正在擦窗户，忽然就跑到厨房的橱柜里把从宁夏掠夺来的两瓶药酒抱进来，“这个给你爸得了，我们家老爷子喝了估计上火。”刚拿回来的时候他当成宝贝，据说比路易十三还贵，我一时还真想不明白这小子的思想境界是怎样提得这么高的。
“哟嗬，懂事了啊。”我趴在床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露个脑袋在外面，脖子伸得老长，表扬着高源。
他白了我一眼：“瞧你脖子伸的，怎么跟英俊似的。”英俊就是他养的那只乌龟，他这么说，我觉得很幸福。
有人敲门，高源把张小北放进来了。
我听见他俩在厅里寒暄了两句，张小北就跟着进了卧室。他穿一套米色的西装，直奔我床前。“怎么着初晓，大过年的生什么病呀。”
我又巴着脖子向后看，没看见张萌萌：“你怎么着，小姘呢？”我看见张小北就生气。
“回湖南老家了，真病啦？没去医院看看？”他在床边上坐下来，让我想起新闻联播里干部下乡慰问老百姓的镜头，胃里一阵痉挛，又差点儿喷出点儿思想来。
高源给他倒了杯水，张小北点了支烟，抽了两口，从他的小皮包里掏出两个信封来，我心想真没新意，年年都这么个样。
“老样子，压岁钱。”他把其中的一个信封放在床头柜上，那里面是一万块钱，我也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他都给我压岁钱。又拿着另外一个信封对我说，“这里是购物卡，北京的各大商场都流通。”这富人跟我们中产阶级联络感情的方式就是不一样，不是现金就是代金券。我有时候想，这十分具有象征意义，它预示着我们之间的情感就像人民币一样坚挺。
说起来，每年这个时候张小北都会像这样来我家里走一趟。我记得早几年我没什么钱，当个跑腿的小记者，一个月就那么点儿可怜的工资，偶尔能收俩小红包也不顶事儿，过年过节顶多我们单位发点儿烂苹果咸带鱼什么的。张小北那时候也来，送几箱子新鲜水果，信封里装那么几千块钱快赶上我半年工资了。我当时特满足，打心眼里觉得张小北是一好人，惦记着我们劳动人民的疾苦。这两年我不怎么缺钱了，张小北过年拿来的信封也越来越厚，我心里却没了那么多感激。有时候我也想，初晓你凭什么呀！人家张小北也不亏欠你什么，你至少也应该发自内心跟人说声谢谢吧。可我一看见张小北或多或少流露出的满足和惬意，我越来越理直气壮了。人跟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不一样，我跟高源都属于比较人性化的那种，比方说我给张小北他家老头儿送一张按摩椅，肯定比按照折价直接送老头儿两千多块钱更让他感动。我不清楚是因为张小北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苍白的表达方式，要不怎么说国人素质有待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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